陆明远的脸上一片潮湿，分不清是泪水还是刚才在厕所里洗脸时没有擦干的水。他的眼睛红红的，那双浅琥珀色的瞳仁在泪水的浸润下显得格外透亮，像两块被雨水洗过的琥珀，清可见底，所有的情绪都一览无余地暴露在那层薄薄的水光后面——害怕、心疼、愧疚、还有一种正在慢慢成形的、坚定的、不容置疑的东西，像一棵刚从冻土里挣扎着探出头的嫩芽，脆弱，但倔强。

赵山河看了他两秒钟，然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扯出一个算不上笑的弧度，像是在说“没事，别哭”。他想抬起右手揉揉陆明远的脑袋，但那只手不听使唤了，抬到一半就停住了，他只好作罢，收回来的动作有些笨拙，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走廊那一头，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年轻男人出现在拐角处。他大概四十出头，身材不算高大，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不是靠块头压人的那种，而是眉眼间带着的一种常年处理各种师生矛盾、见过太多鸡飞狗跳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说不上严厉，但就是让你不太敢跟他对视。

夹克是深灰色的，拉链敞开着，露出里面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衣领没有翻好，一边立着一边倒着，像是刚从办公室里冲出来、连整理仪表的时间都没有。他步子迈得又快又大，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急促的声响，夹克的下摆被走动时带起的风掀起来，像两只灰色的翅膀在身后扑扇。手里还捏着一支没来得及放下的黑色水笔，笔帽不知道丢在了哪里，笔尖上的蓝色墨渍已经干了，结成一小块硬壳。

他大步流星地走到赵山河和陆明远面前，停下来的时候胸口还在微微起伏，喘着粗气——大概是从办公楼一路跑过来的，中间隔着整个操场和两栋教学楼，这段路正常走要将近十分钟，而他接到消息到现在，最多不过三四分钟。

他的目光先落在赵山河身上。

那双眼睛不大，但很沉，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没有暴怒，没有质问，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情绪波动，但那种平静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感，像一面没有风的湖，湖面下藏着不知道多深的水。他的视线从赵山河的脸移到赵山河垂着的右臂上，在那截被血迹染红的校服袖口上停了一瞬——那个眼神在那一瞬间出现了极其细微的变化，像是湖面上被什么东西轻轻点了一下，漾开一小圈不易察觉的涟漪，然后又迅速恢复了平静。

他把那丝涟漪压了下去。然后他的目光转向陆明远。

陆明远站在赵山河身后半步的位置，整个人还没有从刚才的状态里完全缓过来。他的脸比平时更白了，白到几乎跟身后那面白色的墙壁融为一体，只有眼睛周围一圈浅淡的红痕和鼻尖上那一点还没干透的水痕给这张过分苍白的脸添了几分活人的颜色。他的睫毛低垂着，又长又密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遮住了那双浅琥珀色的眼睛，他不敢抬头，也不敢对视。教导主任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肩膀不自觉地缩了一下，像一只被手电筒照到的夜行动物，本能地想要把自己藏进黑暗里。

他低下了头，下巴几乎要碰到锁骨，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赵山河动了。

他没有说话，没有解释，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他只是往左迈了半步——一个小到几乎像是无意间挪动了一下重心的距离。但这个距离刚好让他的肩膀挡住了主任落在陆明远身上的视线，他的身体像一扇缓缓关上的门，把陆明远整个人严严实实地藏在了自己身后。

但这扇门的材料不怎么坚固——一个右臂骨折的高中生，能当什么门呢？但它关上的姿态太果断了，果断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主任看着赵山河这个动作，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更了解赵山河。

这小子从小就这样。八岁的时候在学校运动会上摔破了膝盖，血顺着小腿往下淌，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连眉头都没皱，非要跑完全程才肯下来。十岁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高年级的学生欺负低年级的小孩，二话不说冲上去挡在人家前面，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还跟他嘴硬说“他们先动的手”。十三岁上了初中，第一次月考考了年级第二，回家把成绩单往桌上一拍，皱着眉说“下次不会了”，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到凌晨两点。

赵山河骨子里就带着这么一股劲儿，不是跟谁较劲，是跟自己。这孩子的家教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全校的老师提起赵山河，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不是因为他是校长的外甥，是因为这孩子身上那种坦荡、磊落、不卑不亢的气质，装不出来，也演不出来。他姐姐和姐夫——赵山河的父母，一个是大学里德高望重的教授，一个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商人，两个人都是那种“把人当人看”的性格，对儿子从来不居高临下地命令，而是商量、是引导、是“你觉得呢”。赵山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不缺钱，更不缺尊重，所以他的优秀不是被逼出来的，是顺着自己的天性长出来的。

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前，他妻子——也就是赵山河的舅妈，实验中学的校长，在玄关换鞋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山河那孩子最近是不是瘦了？”他当时没在意，随口说了句“可能是打篮球打的”，现在他看着赵山河垂着的那条手臂，忽然觉得妻子说得对。这小子确实瘦了，校服穿在身上比以前空了，肩膀的线条虽然还是宽的，但那种宽里头多了一种不健康的、被什么东西消耗过的单薄。

他心底忽然涌上一股复杂的感觉。心疼，恼火，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他平时对这孩子是不是太严厉了？明明心里是疼的，嘴上却总是不饶人，总觉得不能因为是自己外甥就特殊对待，反而比对别人要求更严。可说到底，山河也才十七岁。

但这些念头只在他脑子里转了不到两秒。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赵山河。”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语调平平的，听不出喜怒，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最底下压出来的，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走廊里的日光灯似乎都暗了一度，空气变得稠了一些，像是有人往这里面倒了一桶胶水。

赵山河抬眼看了他一眼。

就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心虚，没有躲闪，甚至没有“我错了”三个字。有的只是一种平静的、坦荡的、你可以说我做错了但我知道自己没做错的那种目光。像是在说：你问吧，我不解释，但我也不否认。

主任把这两个对视了两秒钟，然后移开了目光。他看向走廊里那一地狼藉——被踩扁的矿泉水瓶，不知道从哪里飞出来的本子，散落的扣子，还有墙角那只孤零零的拖把。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嘴唇抿成一条线，那条线又平又直，跟赵山河刚才抿嘴的弧度一模一样。

血缘这种东西真是藏不住的。

“怎么回事？”他问。

这句话不是问赵山河的，也不是问陆明远的，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者是一个必须走的流程。他的语气里甚至没有太多探究的意味——不是不关心，而是他太了解自己的外甥了。赵山河不是会无故惹事的人，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