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荷带她去的是后山的一片坡地，走路大约四十分钟。一路上，赵清荷像一个小向导，不停给她介绍路边的植物：“这个是鱼腥草，你闻，臭臭的，但是煮水喝可以治咳嗽。”“这个是夏枯草，花开过了，枯了，但是能采，采那个穗子，清肝明目的。”“姐姐你看，金银花！还能再采两天，再不采就谢了。”

赵清荷采金银花的动作很熟练。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花苞的基部，轻轻一掐，花苞就落进手心里。她采的是一根还没打开的金银花，黄白相间，像一根根细小的象牙。她说这种没开的花苞最好，药性足，颜色好看，晒干了跟金针菇似的，城里人喜欢。

“你怎么认这么多东西？”林知夏问。

“我哥教的。”赵清荷一边采，一边随口说，“我哥说这些东西都是老天爷放在山里的，谁认得到就是谁的。你不认得，你看着就不值钱。你认得了，你看着就全是钱。”

林知夏想了想这话，觉得挺有道理的。

她们在山坡上待了将近两个小时。赵清荷采了小半篓金银花，又挖了几棵鱼腥草，还摘了一把野生的覆盆子，红彤彤的，酸酸甜甜，装在随身带的塑料袋里，说要带回去给奶奶吃。林知夏学着她的样子采金银花，一开始手太用力，把花苞捏烂了；后来慢慢掌握了力道，掐得轻轻巧巧的，花苞完整地落在手心里。她觉得这件事有一种奇妙的平静——什么都不用想，眼睛只盯着那些黄白色的小东西，手指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时间就在指缝里慢慢地流走了。

下山的时候，她们遇到了赵明远。

他正从另一条山路上下来，背上的竹篓装得满满当当的，篓口冒出一丛绿色的枝叶。他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脸上有泥土的痕迹，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额头上。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兴奋或者激动，而是一种笃定的、沉稳的亮，像是一个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采到什么了？”赵清荷跑过去掀开竹篓的盖子，往里面看了一眼，哇了一声，“这么多鱼腥草？哥你找到一片了？”

“嗯，山背面的沟边上，有一大片。”赵明远说着，看了林知夏一眼，似乎犹豫了一下，才开口说，“路有点远，你们走不动。下次我带你们去。”

林知夏觉得自己被小看了，但转念一想，她今天跟赵清荷走了四十多分钟的山路就已经腿软了，赵明远说的那个地方怕是要走一个多小时，她可能真的走不动。于是她没有逞强，说了声好。

从山上回来以后，林知夏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这对兄妹。她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要观察他们，也许是因为好奇，也许是因为某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就像看到了一样完全陌生的东西，你想知道它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是这样。

她观察到的事情很多，有些是具体的、可以描述的，有些是模糊的、只可意会的。

她观察到赵明远的左手虎口上有一道疤，问赵明荷才知道是去年劈柴的时候砍的，“流了好多血，我哥用布条绑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去山上挖药了”。她观察到赵清荷的凉鞋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了，左脚的那根带子用塑料绳接了一截又一截，颜色都不一样，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但赵清荷从来不在走路的时候低头看自己的鞋子。她观察到那件粉红色的短袖萧荷穿了一个多星期才换，换下来洗了，第二天又穿上，如此反复。她观察到赵明远和赵清荷之间很少说话，但配合得很默契——赵明远一个眼神，赵清荷就知道该递锄头还是该拿竹篓；赵清荷在水塘里端筲箕的时候，赵明远不用看就知道该从哪个方向赶鱼。那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像是两个人共用同一套神经系统。

她还观察到一些别的东西。

有一天傍晚，她在院子里帮赵清荷收晒干的黄精。赵清荷把黄精装进一个布袋子里，用手秤称了一下重量，在本子上记下来。林知夏凑过去看了看那个本子，是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了，但字写得很工整。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记着日期、采了什么、挖了多少、卖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她快速地翻了几页，看到了这样几行字：

二月十六，上山挖麦冬，约四斤，晒干得八两，卖给陈老板收入四元。二月十七，捉泥鳅二斤，收入三元五角，买盐花去一元，剩二元五角。二月十九，奶奶咳嗽，抓药花去五元。

数字都是几块钱几块钱的，小得让林知夏觉得有些荒诞。她在北京的一顿肯德基要吃三十多块钱，买一双耐克的运动鞋要三百多块钱，一个月的话费要一百多块钱。而这些数字，是这个家庭一天又一天、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积攒起来的全部。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原处，没有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