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信没有导盲犬。他养不起。一条导盲犬的训练成本要十几万，使用者虽然可以免费申请，但要排队。他排了三年，还没排到。他走的那天，他申请的导盲犬还在训练基地，还不知道他已经被分配给了谁。也许它永远不会知道了。

苏棠后来找到了杨永信的妻子。她姓王，叫王桂兰。四十多岁，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她见到苏棠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杨永信的盲杖——那根断成两截的盲杖，她用透明胶带缠好了，缠了好多圈，像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伤口。她把盲杖抱在怀里，像抱一个人。

“这是他的东西。”她说，“他走的那天，我带回来的。我想着修好了还能用。但后来一想，他不在了，谁用呢。”

苏棠没有回答。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王桂兰把盲杖放在桌上，手指在那些透明胶带上摩挲着，一圈一圈地摸着。“他不是生下来就瞎的。他小时候眼睛好得很，还当过兵。后来在工地上出了事，一块碎铁片飞进眼睛里，那只眼睛就坏了。另一只眼睛后来也慢慢不行了，医生说是因为交感性眼炎，就是一只眼睛受伤，另一只眼睛也会受影响。他慢慢看不见了，用了好几年才完全看不见。那几年他最痛苦。他不是一下子瞎的，是一点一点瞎的。每天醒来，都比前一天少看到一点东西。他跟我说，桂兰，我今早看到你的脸了，有点模糊。第二天他说，桂兰，我看不到你的脸了，但我记得你长什么样。他说我记得你下巴有一颗痣，左边眉毛上有一个疤。他说我记得。”

王桂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但眼泪越擦越多，她放弃了，让它流。

“他学了按摩，学了盲文，学了自己走路。他从来不要我扶他。他说，我自己能走。他学了四年，学会了。他每天一个人去上班，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衣服。他什么都能自己做。他不需要别人。他只需要那条路是通的。但路不通。盲道上全是车，红绿灯不响。他跟社区反映过，社区说会向上级反映。他跟残联反映过，残联说他们会跟城管协调。他等了又等，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的不是修好的盲道，是一辆没有声音的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