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的葬礼在她支教的那个村子里举行。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出来了，照在山坡上，照在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上，照在学校操场上那根歪歪扭扭的旗杆上。村民们自己搭了一个灵棚，用竹竿和彩条布，上面挂着一块黑布，黑布上用白纸写着“沉痛悼念陈蓉老师”。灵棚前面摆满了花圈，有村里的，有学校的，有学生家长自己做的——用山上的野花扎的，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格外鲜艳。

苏棠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孩子。他们穿着校服，整整齐齐地站在灵棚前面，最小的才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他们的脸上没有眼泪，他们还不懂什么是死亡。他们只知道陈老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有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手里举着一张画，画上是一个大人和一群小孩，大人穿着裙子，小孩都笑着。画的下面用铅笔写着四个字：“陈老师好。”字是歪的，大小不一，“老”字写得太宽，“师”字写得太瘦，但每一笔都那么用力，那么认真。

陈蓉的母亲没有来。她在省城的医院里，还不知道女儿已经死了。没有人敢告诉她。她的病已经很重了，医生说受不了刺激。陈蓉的父亲来了，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的火车，又坐了几个小时的面包车，才到了这个他从没听说过的地方。他是一个瘦小的老人，背微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站在灵棚前面，看着女儿的遗像，看了很久。遗像是从她大学的学生证上翻拍的，那时候她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笑得很灿烂。

“她妈说，蓉蓉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高考填志愿，她非要报师范。我说当老师辛苦，她说我不怕辛苦。毕业了，她分到城里的小学，干了两年，她说要去支教。我说去就去吧，一两年就回来。她去了，就没回来。一年又一年，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等什么呢？等那些孩子毕业？等学校修好？等什么呢？”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只有自己能听到。

苏棠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陈蓉老师是个好人”，但这句话太轻了。好人太多了，但不是每个好人都会死。她想说“她的举报信我们会查下去”，但她不知道能不能查下去。那些钱已经被分掉了，那些人还在位子上坐着，那些孩子还在吃着快要过期的饼干。一切都不会因为一封信而改变，一切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