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和苏棠用了一周时间，查清了那些扶贫款的去向。

不是查清了全部，是查清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已经足以让人头皮发麻。五十万的校舍维修款，五万用于买材料、付工资，剩下四十五万，经过层层分包、层层转手，最后有三十万流到了县教育局一个副局长的私人账户里。三十万的营养餐款，孩子们吃到的饼干和饮料，成本不到五万，剩下二十五万，被供应商、学校后勤主任和教育局某个科长的亲戚分了。八十万的校舍维修款，学校只换了窗户、刷了墙，花了不到十万，剩下的七十万，被十几个不同的人分掉了，每个人拿到的钱不多，但加起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拿了一点，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只是拿了一点点”“别人也拿了”“不拿白不拿”。但他们拿走的，是那些孩子本应吃到的鸡蛋、喝到的牛奶、坐进不漏雨的教室的权利。他们从一个个七八岁的孩子嘴里，把食物抠出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苏棠找到了那个营养餐的供应商。他姓周，四十多岁，开着一辆奔驰，住在县城最好的小区里。他的仓库在城郊的一个院子里，苏棠去的时候，门开着，里面堆满了快要过期的饼干和饮料。包装箱上落满了灰，有的已经被老鼠咬破了，饼干碎了一地。

苏棠问：“这些就是给孩子们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