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宜从礼部回来，听说了此事。

她走到沈若薇的厢房，看见那姑娘正借着烛光，一针一线地缝补那本账册。

“撕破了，换一本便是。”沈时宜道。

“不换。”沈若薇头也不抬，“这是我第一本账册，我得留着。”

沈时宜在她身侧坐下，看着她的动作：“不难过？”

“难过。”沈若薇的手顿了顿，“但更多的是……痛快。”

她抬起头，眼眶微红，嘴角却带着笑：“姐姐，我终于敢跟她说清楚了。我终于敢说，我不愿意！”

沈时宜看着她，轻轻叹了一声：“睡吧。明日还要上课。”

她起身往外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下脚步：“若薇，你做得很好。”

沈若薇的手一颤，针尖刺进指腹，一颗血珠冒出来。

她看着那滴血，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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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风，带着秋末夜晚的凉意，拂过窗棂时发出轻微的呜咽，卷起庭院里的枯叶打着旋儿落下。

前头的讲堂里，还亮着灯。几个学生凑在一处，借着烛光读书。

她们不知道，这书塾能办多久。

她们只知道，今日能读书，便多读一页。明日若不能读了，至少今日，她们认得了“薄荷”两个字，知道它性凉，能疏风散热。

沈时宜立于廊下，凝视着那些灯火，微微一笑，随后转身步入厢房。

心灯长明，照亮前方的路。

窗外，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像一把未开刃的刀，静静地照着这京城里的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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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桃来书塾那日，是个阴雨绵绵的午后。

沈时宜正在讲堂里教学生们认字，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骚动。紫苏跑进来，神色慌张：“先生，外头有个姑娘，浑身湿透，跪在门口不肯走，说要求见先生。”

沈时宜搁下笔，走出讲堂。

台阶下跪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粗布衣裳湿透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包袱。她见沈时宜出来，猛地磕头：“求先生救命！我爹冤枉，求先生帮我写状纸！”

“起来说话。”沈时宜示意紫苏扶她，“进来说。”

“不，我不起来！”姑娘哭着，“我爹被县衙抓了，说他偷盗主家财物，要判流放。可他是冤枉的！那主家欠工钱不给，我爹去讨，他们便诬陷他！求先生帮我写状纸，我……我给先生做牛做马！”

沈时宜蹲下身，与她平视：“你叫什么名字？”

“春桃。刘春桃。”

“春桃，”沈时宜声音平静，“你爹的案子，在哪个县？”

“京畿，顺义县。”

“主家是谁？”

“黄员外，他……他女婿是县丞的妻弟。”春桃咬着唇，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我去过县衙，他们不收我的状子。我去过府衙，被打了出来。我听说先生是翰林家的小姐，又……又和瑞王殿下相熟，求先生帮我……”

沈时宜沉默片刻，站起身：“紫苏，带她去换身干净衣裳，煮碗姜汤。青竹，去请李管家来，我要知道顺义县黄员外的底细。”

“先生……”春桃愣住，“您……您肯帮我？”

“我不帮你写状纸，”沈时宜低头看她，一脸严肃，“我帮你讨公道。”

三日后，沈时宜带着春桃，还有陆衍借来的两名侍卫，去了顺义县。

她没穿华服，只着素净衣裙，扮作寻常商户家的娘子。陆衍本想同去，被她拦住：“殿下若去，便是直接以势压人，反倒落人口实。这事得靠证据，现在已经足够了。”

陆衍拗不过她，只得又派了个暗卫远远跟着，叮嘱：“她若有半点闪失，你们提头来见。”

顺义县衙外，沈时宜让春桃去击鼓鸣冤。县丞起初不耐烦，待看见她身后两名侍卫的腰牌，脸色微变，不情不愿地升了堂。

“民女刘春桃，状告黄员外诬陷家父偷盗，实则拖欠工钱，反咬一口！”春桃跪在堂下，声音发颤，却一字一句说得清楚。

县丞冷笑：“你有何证据？”

“有！”春桃从怀里掏出一张按了手印的纸，“这是黄家账房先生写的证词，证明黄员外确实拖欠家父三年工钱，共计十五两六钱！”

县丞脸色一变：“账房先生何在？”

“死了。”春桃抬头，眼眶通红，“三日前，‘失足’落井死了。但这证词，是他死前亲手所写，按了手印，还有邻村王秀才做中人！”

县丞额头冒汗。这案子他收了黄员外五十两银子，本想草草结案，谁知冒出这么个证词。他正想含糊过去，忽听堂外传来一道清冷的女声：“县丞大人，民女有话要说。”

沈时宜缓步走入，向县丞福了福身：“民女沈氏，是刘春桃的……先生。她如今在我书塾读书，这案子，民女略知一二。”

县丞打量她，见她衣着寻常，却气度不凡，迟疑道：“你是何人？”

“民女不过一介教书先生。”沈时宜神色从容，“但民女手中，还有几份证据，想请大人过目。”

她示意，身后侍卫呈上一个木匣。里头是黄员外近三年来的借贷账目，还有他与县丞往来的书信抄本——自然是陆衍的暗卫“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