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愈白哭了很久。
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江渡的衣服湿了一大片。沈愈白松开手,往后退了一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脸。脸上全是眼泪,擦不干净,越擦越多。他索性不擦了,就那么坐着,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
江渡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递给他。
沈愈白接过来,按在眼睛上。过了大概半分钟,他把纸巾拿下来,攥在手心里,团成了一个湿湿的小球。
“你是人,不是神。”江渡说。
沈愈白没说话。他张了一下嘴,嘴唇动了动,然后说:“我本可以……”
“没有人能在那种情况下做得更好。”江渡打断了他。
沈愈白听着这句话,没有反驳。他太累了,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但他心里知道,如果是别的同事对他说这句话,他会觉得是安慰。但从江渡嘴里说出来,他相信了。
两个人在地上一坐一蹲,过了好一会儿。江渡站起来,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拉到沙发上。沈愈白坐下去,整个人陷在沙发里,后脑勺靠着沙发背,眼睛半闭着。
江渡坐在他旁边。
办公室的灯还是没开。走廊的光从门缝底下透进来,细细的一条,照亮了地上的一小块区域。沈愈白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上面有一道很浅很旧的疤痕,大概两三厘米长,白白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江渡也看到了。
“那是什么?”江渡问。
沈愈白把袖子往上撸了一点,露出那道疤痕。他说:“很久以前的事了,被打的。”
江渡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等着。
沈愈白靠回沙发背上,看着天花板,开始说。
“小学二年级。数学考试。满分一百分,我考了九十八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小孩的事。
那天他放学回家,书包里装着试卷,一路走一路看,九十八分,红色的数字,印在试卷右上角。他觉得挺好的,全班第二,第一名考了九十九,就差一分。他推开门的时候还在想,妈妈看到这张试卷应该会高兴。
他把试卷从书包里拿出来,双手递过去。
妈妈看了一眼分数,没有看错题,直接问了句:“那两分扣在哪里了?”
他说:“粗心,计算错了。”
妈妈的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那种沉,他到现在都记得。
不是生气,是失望。
那种失望比生气更让人害怕。生气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在发火,发完了就好了。但是失望不一样,失望的时候她会很久很久不说话,久到你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永远无法被原谅的事。
妈妈从阳台上拿来一把木头的戒尺。很薄,很长,颜色发黄,用了很多年了。
“伸手。”妈妈说。
他把手伸出去,手心朝上。
第一下打上去的时候,手心就红了。那种疼不是尖锐的疼,是钝的,闷的,打完以后整个手掌都在发胀。打到第五下的时候,他的眼泪掉下来了,但没有缩手。打到第八下的时候,戒尺裂了一条缝。打到第十下的时候,戒尺断了。妈妈看了一眼断成两截的戒尺,扔进垃圾桶,说了句“下次认真一点”,转身走了。
他站在客厅里,手心肿得老高,红得发紫,好几分钟都攥不拢。
“我那时候不知道九十八分是不好的。”沈愈白说,
“全班第二。我以为她会高兴的。”
他的声音还是平的,但语速慢下来了。
“从那以后,我怕考试,怕考不到一百分。后来我才知道,一百分也不会被表扬。一百分是应该的。”
他停了停。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你本来就是能考一百分的,考一百分是正常,考不到就是你没努力。’”
他开始学会了一件事——不完美是不被允许的。
写错一个字,整页作业重新写。是他自己要求的,因为他觉得如果写错了一个字,妈妈看到了就会觉得他不认真。后来上了初中、高中,这个习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他不能接受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出现偏差。
不是因为他追求卓越,是因为他害怕那个后果。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但是那种害怕已经长在身体里了。
上了大学、读了医,当了医生以后,这种恐惧变得更具体了。手术中一个小的不顺手,一个出血点处理得不够完美,一个小时被拉长了十分钟,他会反复地想,反复地复盘,反复地问自己——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你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你是不是不够好?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永远在说‘你不够好’。”沈愈白说。
他说完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走廊里有人在走路,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门缝底下那条光还在,亮着,细细的。
江渡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
沈愈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是长期握手术钳磨出来的。他翻过手,看自己的手心。手心什么痕迹都没有了,那道疤在手腕上,但手心的伤早就好了,看不出任何东西。
但他记得那种疼。钝的,闷的,整个手掌都在发胀的疼。
“后来呢?”江渡问。
“后来就习惯了。”沈愈白说,“习惯了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错。手术失败了,肯定是我的问题。病人没救回来,肯定是我的问题。别的医生也做不到的,但我会想,为什么不是我做得到?为什么我不可以?”
他笑了一下。不是真的笑,是那种嘴角动了一下又放下来的笑。
“我以前觉得这是责任心,后来觉得不是。是病。”
江渡把手伸过来,握了一下他的手。握了几秒钟,松开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沈愈白的眼睛红红的,声音也哑了,但整个人比刚才安静了很多。江渡站起来,帮他关了灯,只留下走廊那一小条光。
“晚安,沈愈白。”
“晚安。”沈愈白说。
他躺在值班室的床上,盖着那床有洗衣粉味道的被子。这一次,他没有想今天的手术,没有想那个病人,没有想家属推他的那一下。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的是一句话——江渡说的,在办公室的黑暗里,声音很低。
“你已经够好了,只是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