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一年的正月里，年味还没散尽，红灯笼还挂在门楣上，家里那些过年贴的福字也没撕，我家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我正在厨房揉面，打算做汤圆。正月十五还没到，但阿娘说提前做点尝尝鲜，我就和了一大盆糯米粉，手上沾满了白面，正忙活着，忽然听见前头有人说话的声音。

是个陌生的女声，说话带着官话口音，不是我们这边的方言。

我探头往外看了一眼，一个穿着体面的妇人，四十来岁，梳着油亮的圆髻，戴着赤金的耳坠，身上的衣裳料子是上好的妆花缎，一看就不是附近几个镇子上的人。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红戴绿的媒婆，手里提着个食盒，笑得见牙不见眼。

阿娘把人迎进了堂屋，倒了茶，客气地寒暄了几句。

我在厨房里竖着耳朵听。

那妇人开门见山：“陈家嫂子，我这次来，是替人说媒的。京城里一位官员，姓高，想娶一房妾室。”

我的手顿了一下，糯米粉从指缝间簌簌地落下来。

阿娘的声音很平静：“哦？不知是哪位官员？”

“高大人是在京里做官的，从四品，家里正妻前年病逝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无人打理家务。就想寻一个端庄贤淑、知书达理的姑娘，娶回去做侧室。”那妇人顿了顿，语气里带着笑意，“听说你家有个姑娘，生得好，又读过书，还会弹琴唱歌，我们高大人在苏州时就听说过。”

苏州。

这些天我已经尽力不去想那些事了，但这个人把所有我以为已经平复的波澜都搅了起来。

阿娘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我听得出她语气里的疏离：“多谢夫人好意。只是我家就这一个闺女，从小娇生惯养的，不舍得让她远嫁。京城路远，去了怕是想家。”

那妇人笑着说：“陈家嫂子这话说的，姑娘大了总要嫁人的。嫁到京城，那可是天底下顶顶好的地方。高大人虽然是要纳妾，但大太太不在了，府里就这一个女主人，姑娘嫁过去就是当家做主的，不比在小镇上嫁个寻常人家强？”

阿娘没接话。

那妇人又说：“彩礼也丰厚，高大人说了，一百两银子的聘礼，另有四季衣裳、首饰头面，都在礼单上写着呢。”

清朝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二三十两银子就过得不错了。一百两银子，这是足够我们陈家花三年的数目。

阿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夫人，这事我们得商量商量。姑娘的终身大事，不能草率。”

那妇人笑着站起来：“那是自然。陈家嫂子慢慢商量，过几天我再来。”

脚步声渐渐远了，堂屋里安静下来。

我站在厨房里，手还泡在糯米粉里，脑子里一团乱麻。

阿娘的反应比我预想中还要坚决。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饭桌前，谁都没怎么动筷子。

阿娘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放下筷子，语气斩钉截铁：“这门亲事，我不同意。”

陈安之皱着眉头问：“为什么？一百两银子呢。”

“银子是银子，闺女是闺女。”阿娘看了大兄一眼，“你妹妹就这一个，嫁到京城去做妾，你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

大嫂在旁边低着头没说话。大兄不吭声了。

阿爹一直没说话，端着茶杯，茶都凉了也没喝。

“阿娘，”我说，“我也不想嫁，随便找个理由回绝了。”

上辈子看过那么多宫斗剧宅斗剧，虽然大部分是胡编乱造的，但妾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上面有正室压着，下面有下人看着，里外不是人。

阿娘听我说不想嫁，脸色好了一些，但语气还是很硬：“那就不嫁。什么高大人矮大人，咱不稀罕。”

阿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慢：“你先别急着拒绝。这事还没弄清楚底细，那个夫人说的话，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不管是真是假，我闺女不做妾。”阿娘站起来，收了碗筷，“这事到此为止，谁再提我跟谁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忽然想起清凉寺石阶上那个墨绿袍子男人的眼神。

那种端详的、审视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件东西，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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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阿娘拒绝之后，这事就算完了。

但那位夫人显然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

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出头，穿着石青色的长袍，面容清瘦，留着一把山羊胡，看起来很斯文，像个读书人。

阿娘把他们迎进了堂屋。我在书房假装看书，实际上竖着耳朵在听。

“这是我男人，姓周，在巡抚衙门做师爷。”那妇人介绍说。

周师爷说话很客气，先是向阿爹问了好，又夸我们家书香门第、教养得好，然后才慢慢说到正题。

他说，高大人是他的同僚，也是他的好朋友。高大人的正妻去世后，府里一直没个主持中馈的人，女儿也无人教导。高大人想找一个知书达理的姑娘做侧室，不求家世多显赫，只求人品好，识大体。

“陈先生，”周师爷看着阿爹，“我跟你实话实说，高大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看上的。他在苏州待了几个月，见了不知多少姑娘，都没瞧上。唯独你家闺女，他是真心喜欢。”

阿爹沉默了。

阿娘从厨房端了茶出来，听到这话，脸色不太好看：“周师爷，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不舍得闺女远嫁。”

周师爷笑了笑：“陈家嫂子，话不能这么说。姑娘大了总得出嫁，远嫁近嫁都是嫁。嫁到京城，虽然路远了些，但日子过得好，不比在小镇子上强？再说，高大人是京官，将来前途无量，你家姑娘跟了他，说不定还能封个诰命。”

“诰命这东西我们家不敢奢想？”

周师爷的笑僵了一下。

“陈家嫂子，这事……”

“我说了，不舍得闺女远嫁。”阿娘打断他，“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

周师爷和他夫人对视一眼，站起来告辞了。

阿爹送他们出门，回来的时候看了阿娘一眼，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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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爹被说动了。

不是立刻，是慢慢来的。

那天晚上，阿爹在书房看书，书拿在手里，半天没翻一页。

我端了碗桂圆红枣汤进去，放在他桌上。

“阿爹，喝汤。”

阿爹抬起头看我，眼神很复杂。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你想说什么？”我问。

阿爹犹豫了一下，说：“昌堂，那个周师爷今天在书画店找我了。”

我没说话。

“他说了很多，”阿爹的语气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他说高大人不是寻常人物，在京城很有根基。他说你嫁过去，虽然不是正室，但大太太不在了，府里没有女主人，你过门就是当家的。他还说。”

阿爹停了一下，看了看门口，压低了声音：“他说，高大人今年四十多了，如果将来你生个儿子，那家业就都是你和你儿子的。”

“阿爹，”我说，“你是想让我答应？”

阿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今年十八了，镇上的姑娘，十五六就出嫁了。你阿娘嘴上不说，心里急。我也急。”

“我不想嫁人。”

“我知道。”阿爹说，“但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嫁。”

我把汤碗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阿爹在身后说了一句：“昌堂，阿爹不是逼你。只是嫁谁不是嫁呢，嫁过去过锦衣玉食的日子不好吗？”

我停了一下，没回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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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周夫人开始守在我家附近。这件事说起来真的很离谱。

天还冷，她就站在我家巷口的墙根下，裹着一件灰鼠皮的斗篷，手里捧着手炉，见我出门就笑眯眯地迎上来。

“陈姑娘，出门啊？”

“嗯，去河边走走。”

“我陪你呀。”

“不用了，周夫人，您忙您的。”

“我不忙，不忙的。”

她就这么跟着我，一路跟着，从我家跟到河边，从河边跟到街上，从街上跟到书画店。

我在河边散步，她就在身后三步远的地方跟着，不远不近。我停下看水鸟，她也停下；我转身往回走，她也转身。

我被她跟得浑身不自在，停下来看她：“周夫人，您到底想干什么？”

周夫人笑眯眯地看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没什么，就是想看看陈姑娘。”

看看我？看什么？

我被她看得心里发毛，加快脚步往前走。她就加快脚步跟着；我停下来，她也停下来；我回头瞪她，她冲我笑。

这种“我就在你身后，不远不近，不吵不闹，但你就是甩不掉我”的战术，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我惊叹于她的职业素养。究竟是什么让她这么锲而不舍？

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我败下阵来。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如影随形的监视，随便在路边摊上买了几样东西就灰溜溜地回家了。

阿娘看我回来得这么快，有些惊讶：“今天怎么不多逛会儿？”

“被那位周夫人跟得烦死了。”我把桂花糕扔在桌上。

阿娘看了一眼桂花糕，沉默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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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他们夫妻二人又来了。

这次备了正式的礼品，两匹绸缎，一套茶具，四样点心，用红纸包着，整整齐齐地摆在托盘上。

周师爷换了身新衣裳，周夫人戴了全套首饰，媒婆也重新打扮过，三个人坐在堂屋里，笑容满面，像是来办喜事的。

阿爹请他们坐了，倒了茶。

我在自己屋里待着，门留了一条缝，竖起耳朵听。

周师爷这次说话更直接了：“陈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高大人是真的看上了你家姑娘，不是随口说说。聘礼再加一百两，另外，高大人说了，只要你家姑娘过门，每月另给二十两银子的月钱，四季衣裳首饰另算。”

堂屋里沉默了一会儿。

阿娘的声音响起来，带着明显的怒意：“周师爷，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我闺女不做妾。”

“陈家嫂子，”周夫人笑着打断她，“我也跟你说说掏心窝子的话。你说做妾委屈，那得看给什么人做妾。高大人府里没有大太太，你家姑娘过门就是独一份，不比嫁给寻常人家做正室强？”

“强什么强？”阿娘的声音提高了，“妾就是妾，就算没有大太太，那也是妾！将来高大人要是续弦呢？新太太进了门，我家姑娘算什么？”

周夫人的笑容僵了一下。

周师爷接过话头：“陈家嫂子的顾虑，我们也想到了。高大人的意思是，如果你家姑娘过门后生下儿子，他愿意为她请封，虽然不能封诰命，但可以记在族谱上，和正室一样的待遇。”

屋里安静了。

阿爹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沉：“周师爷，这事关系到我闺女一辈子，我得想清楚。你们先回吧，过几天给答复。”

周师爷站起来，拱了拱手：“陈先生慢慢想，不急。”

走到门口的时候，周夫人回过头来说了一句：“陈家嫂子，我知道你心疼闺女。但你也想想，姑娘十八了，在这小镇上还能挑到什么好人家？嫁个种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嫁个做小买卖的，起早贪黑看人脸色。还不如嫁到高门大户里去，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比什么都强。”

门关上了。

堂屋里安静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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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阿爹和阿娘在屋里吵了一架。

阿爹的声音一直很平，阿娘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带了哭腔。

我住隔壁，听得一清二楚。

阿娘说：“你被那些银子迷了心窍了！二百两，二百两你就想把闺女卖了？”

阿爹说：“我没说要卖闺女。我是说，这门亲事未必不好。”

“未必不好？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你在苏州见过那个高大人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万一是个糟老头子呢？万一脾气不好打人呢？万一……”

“所以我说要打听清楚。”

“打听清楚又怎样？再清楚也是去做妾！我闺女嫁过去，要看多少人脸色过日子！你当我不心疼？”

阿娘的声音哽咽了。

阿爹的声音放低了，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断断续续地听到几个词，“年纪”“拖不得”“京城”“机会”。

阿娘说：“我不同意。说什么都不同意。”

然后是沉默。

很长时间的沉默。

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快圆了，冷冷的月光照在窗纸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我忽然想起一件很奇怪的事。

七夕节那天，他在酒楼上看到了我。清凉寺那天，那个墨绿袍子的男人会不会就是他？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我，那周师爷和周夫人上门说媒，就不是什么“同僚托付”，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计划。

他们瞒着什么？

一个官员，为什么花这么多耐心娶一个平民女子做妾？

这些问题像虫子一样在我脑子里钻来钻去，钻得我头疼。

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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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阿娘被阿爹说动了。

我不知道阿爹是怎么说服她的。也许是一整夜的促膝长谈，也许是阿爹那句“你想想，咱们走了之后，昌堂一个人在世上，谁来照顾她？”

或者只是因为阿娘也想明白了，嫁谁不是嫁呢？

与其嫁个普通人家操劳一生，伺候公婆、生儿育女、柴米油盐，一辈子被困在灶台和纺车之间，倒不如嫁个有钱有势的，至少不用为吃穿发愁。

这是这个时代大多数女人的逻辑。

不是认命，是没有选择。

那天阿娘来我屋里，坐在我床边，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

“宁娘，”她的声音有些哑，“阿娘想了一晚上，觉得这门亲事，也许没那么糟。”

我没说话。

“高大人府里没有大太太，你过去就是当家做主的。将来要是生下儿子，更是谁都撼不动你。你阿爹说得对，与其嫁个泥腿子蹉跎一辈子，不如搏一搏。”

搏一搏。知道这是一场赌博。不只是嫁人，是用女儿的一生去赌。

“阿娘，”我说，“你真的想好了？”

阿娘看着我的眼睛，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想好了。但我怕你怨我。”

“我不会怨你。”我说。

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因为我心胸多宽广，而是因为我知道，不是阿娘逼我嫁人，是这个时代在逼每一个女人嫁人。

换一个人家，换一个父母，我可能连拒绝这个选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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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不愿意。

一百个不愿意。

一万个不愿意。

但那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的不愿意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是恐惧。

那天我在书画店收拾货架。

快要关门了，店里没什么人。大兄在后面库房盘点，我一个人在前头把那些被客人翻乱的书一本本摆回去。

门帘掀开了，进来一个人。

我以为来客人了，转身说了一声“客官想看什么书”，话说到一半就卡在了喉咙里。

我认出了这个人。

清凉寺石阶上，那个穿墨绿袍子的男人。

他换了一身藏蓝色的长衫，看起来低调了许多，但那股子气势是藏不住的。他走路的姿态，他看人的眼神，他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屋子变小了。

他看着我的书架，随手抽了一本书翻了翻，目光却在我身上。

“陈姑娘。”他说。

我的手微微发抖，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位客官，您认识我？”

“见过一面。”他把书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着我，“清凉寺，下雨那天。”

果然是他。

我的心“咚咚咚”地跳，但脸上尽量保持平静：“那日是民女冒犯了，不知您是哪位大人的……”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他打断了我，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没回答。

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应了这桩婚事，百利而无一害。”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你怕什么？”他似乎觉得我的反应很有趣，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但那不是笑，更像是审视，“你以为这是一桩普通的婚事？你以为高大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从四品官员？我特意把你的八字送去了京城，是正缘，你生来就是要嫁到那里去的。躲得了这次，还会有下次的。”

我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那里面找到一些答案。

什么也没找到。

那双眼睛像两口深井，什么都看不见。

“陈姑娘，”他向前走了一步，离我更近了，“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这个世道，女人没有太多选择。但有些选择，是老天爷送到你面前的，你要是不抓住，那就是你蠢。”

“我蠢不蠢，不劳您费心。”我说。

他没生气，反而笑了一下：“好大的脾气。也好，有脾气的人，在哪儿都活得下去。”

他走到门口，掀开门帘，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好想想。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门帘落下来，遮住了他的背影。

我靠在书架上，腿有些软。

大兄从库房探出头来：“昌堂？刚才谁来了？”

“没什么。”我说，“走错门的。”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天冷，桂花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摇晃。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雪。

我想了很多。

想那些乱七八糟的街坊邻居的八卦。

想那些或好或坏的婚姻故事。

想周夫人锲而不舍的身影，想那个墨绿袍子男人说的话。

然后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被我忽略了很久的念头。

雍正十一年。

这个年份，我在上辈子的历史书里看到过。但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因为这一年，离雍正皇帝驾崩还有两年。

雍正在位十三年，今年是雍正十一年，还有两年多，雍正就要死了。

我想得头疼，不知道为什么浑身发抖，开始冒冷汗。

是因为我违抗了天命吗？是因为孟婆汤对我没太大用处吗？

我的手开始发抖了。

那天晚上，风吹着桂花树的枝条，发出一阵一阵的呜咽声。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闭上眼睛，但脑子里那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拦都拦不住。

外面有人在放鞭炮，不知道谁家在办喜事。

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夜空里炸开，然后又归于沉寂。

像我的命运。

被什么东西裹挟着往前走，不知道终点，也不知道沿途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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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嫁去京城。”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那是一个寻常的晚饭后，阿爹在喝茶，阿娘在缝补衣裳，大兄和大嫂在低声说着书画店的事。一切都很平常，像过去的每一个夜晚。

“我同意。”我又说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见。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阿娘的手停住了，针悬在半空中，线头在轻轻晃动。

阿爹放下茶杯，看着我，没有说话。

大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丝心疼。

陈安之最先反应过来：“昌堂，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突然想通了，嫁谁不是嫁，以后是福是祸随他去吧。

顺从命运，不等于认命。

顺从命运，是在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之后，依然选择好好活着。

“我想好了。”我看着阿娘，看着她眼眶里慢慢蓄起来的泪水，“世道如此，我愿意顺从命运。”

阿娘没说话，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落在她手里的衣裳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

阿娘的手很粗糙，指节因为常年做针线活而微微变形，掌心布满了老茧。

“阿娘，等我手头有钱了，就会写信寄回来。”

阿娘把脸别过去，不看我。

“要是没信回来，”我顿了一下，“就当我死了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阿娘猛地转回头来，眼眶通红，“你再胡说！”

我没再说下去。

“反正远嫁了，今后怕是见不到了。”我轻轻补了一句。

这句话像一把刀，把屋子里所有人都扎了一下。

阿爹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嗒”。

“什么时候走？”阿爹问。

“周夫人说，就这几天。”我说。

阿爹点了点头，没再问什么。

那天晚上，阿娘在我的房间里待了很久。她帮我收拾行李，一件一件地叠，一件一件地放，慢慢吞吞的，像是在拖延什么。

“这件棉袄带着，京城的冬天比咱们这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