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真的画了。不是用笔画，是在心里画。无数个深夜，我坐在画室里，对着空白的画布，脑子里全是那句话——“应该画下来”。我画了很多遍，画了又涂，涂了又画。我画不出那块骨头。不是技术不行，是那块骨头在背上，看不见，需要一面镜子，而他站在镜子的那一面。他只是在某个晚上，在一杯威士忌之后，随口说了一句。他不会记得。我试过很多次，最终放弃了。

从那以后，我穿衣服都穿高领的，不露背，不穿吊带，不再让任何人看见那块骨头。我把它藏起来了，藏得严严实实的，像藏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那块骨头是我的，不是他的。但他看过它，他说过它好看，他就拿走了一部分。拿走了的那部分，我画不出来，别人也看不到了。

后来的一些事，我沉默了。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我知道了某些事情，关于他，关于她，好像猜到了那场死亡的某些细节。我可以在某个深夜拨出一个号码，把知道的一切全部倒出来，倒个干净。

我想起了那笔钱——办画展的钱。我想起了那根在空中划过的手指，从第三节脊椎到第四节脊椎的那个弧度，高了或者低了两公分的蝴蝶骨。我想起了他说“你的蝴蝶骨很好看”的时候，他的眼睛在看墙壁，但我觉得他在看我藏不住的那只翅膀。

我闭嘴了。不是因为怕，不是因为利诱，不是因为威胁。是因为那些东西——钱、画展、那句话、那根手指、那块骨头——它们像一把一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落在真相上面，落了一层又一层，落到最后，真相被埋住了，埋得很深，深到我觉得自己如果去挖，就会把那块骨头也挖出来。那块骨头是我的，也是他的。我已经分不清了。我只知道它很好看，他说过它很好看。这句话比所有的真相都重。重得我搬不动。所以我闭上眼睛，闭上嘴，继续画画。画那些没有脸的背影，画那些笔直的、弯曲的、完整的、断裂的脊椎，画那些藏不住的、飞不起来的蝴蝶骨。每一幅画都是同一个人，每一个背影都是同一个方向，朝向一扇窗，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灰蒙蒙的、永远不会亮起来的天。

我画完了，把画笔洗了，把调色板刮干净。画布上的颜料还没干，反着光，湿漉漉的，像刚流出来的血。我站在画前，站了很久。然后关灯，关门，走了。走廊很黑，没有灯。我走得很快，快到我觉得自己在跑。跑到电梯口，按了按钮，电梯门开了，里面空空的，没有人。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看着门上的数字，从18到17，从17到16，一层一层地跳，跳得很慢，慢得像在数数。我的后背贴在电梯的金属壁上，凉的，凉的像那天晚上画展的展厅，像那杯威士忌里的冰块，像他手指在空中划过的那道轨迹。那道轨迹已经消失了，空气早就合拢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但我的后背还记得。我的蝴蝶骨还记得。它们在那个位置上，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微微的弧度，高了两公分的下缘。它们在等。等哪一天有人重新画出来，或者永远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