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展开幕那天，我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最后我把手背在身后，手指绞着裙子的腰带，绞得那条真丝带子皱成一团。展厅的光是暖白色的，打在那幅油画上——一个女人坐在窗前，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天。女人的背影很直，脊椎的线条从颈椎一路延伸到腰窝，像一条被拉直的河流。

周砚承来了。来得晚，走得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解着，露出一截锁骨。他站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在认真看。然后他说了一句：“这个脊椎的位置不对。”

我愣了一下。他说：“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应该有一个微微的弧度，你画平了。”他伸出手，在空中沿着画中女人的脊椎画了一条线，手指很稳，像在弹一架看不见的钢琴。他的手指停在了腰窝的位置，说：“这里，蝴蝶骨的下缘，你画高了两公分。”他把手缩回去，插进裤兜里，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短到只是嘴角动了一下。“艺术家你发什么呆呢？”

我的脸烫了一下。不是因为他指出的错误，是因为他看的方式。他看画的时候不是在欣赏，是在解剖。他把一个女人拆成了骨头、关节、肌肉、皮肤，拆完了还觉得不够，还要指出哪根骨头画歪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也站在那幅画里，背对着他，脊椎一节一节地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他的目光下。他的手插在兜里，但那双手正沿着脊椎往下滑，一节，两节，三节，滑到腰窝，停住了。

画展是他出钱的。场地、画框、画册、开幕酒会，全是他。他没有说“我赞助你”，他说的是“这笔钱放着也是放着”。他没有说“我觉得你很有才华”，他说的是“你和命运挣扎的样子挺有意思的”。挣扎。他用了这个词。我当时听了觉得刺耳，后来觉得准确。我确实在挣扎，和钱挣扎，和天赋挣扎，和家里那堆破事挣扎，和那个想画画又怕画不好的自己挣扎。他看见了。他看见的不是我的才华，是她的挣扎。他觉得有意思。像看一只蝴蝶被雨淋湿了翅膀，还在扑腾，他不是来挡雨的，他是来看扑腾的。但我还是接了他的钱。接了，用了，办了这场画展。我就站在这里，站在自己的画旁边，站在他的目光里，被他拆成骨头、关节、肌肉、皮肤，被他指出脊椎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少了一个弧度。

我应该生气，应该觉得被冒犯。但没有，甚至有点高兴。高兴他注意到了那个弧度，高兴他的手在空中画出了她的脊椎，高兴他说“艺术家”的时候嘴角那个很短的笑。我觉得自己有病，但没有治。

画展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我点了杯红酒，周砚承点了威士忌，加冰。冰块在杯子里转着，叮叮当当的，像在敲什么。他说：“你背后那块骨头，蝴蝶骨，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我说知道。他喝了一口威士忌，冰块又响了一下。他说：“你的蝴蝶骨很好看。应该画下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我身后的那面墙，墙上什么都没有。他的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的后背开始发烫。那块蝴蝶骨——他说的那块，左肩胛骨，边缘比右边的翘一点，我穿吊带裙的时候会显得像一只没藏好的翅膀——那块骨头在他的注视下开始发烫，像被人用手指按了一下，按出了一个红印子，消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