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监狱大门口，铁门是灰色的，很高，顶上拉着电网，太阳照在铁丝上，反着光，亮得刺眼。风很大，把大衣的下摆吹起来，我按了按，又吹起来了。等了很久，久到脚趾在靴子里冻得发麻，久到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颗糖，上次没吃完的，糖纸已经皱了，黏糊糊的，我没有拿出来。

门开了。周砚承走出来，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衣，不是羽绒的，是那种很便宜的，充了化纤棉，表面蹭得发亮。他瘦了，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出来，眼眶凹下去，嘴唇是白的，干裂了，起了皮。头发长了很多，盖住了眉毛，风吹起来的时候，露出额头，额头上有一道疤，新的，粉红色的，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他拎着一个塑料袋，透明的，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叠得不整齐，鼓鼓囊囊的，塞在袋子里，像一团揉皱的废纸。他看见我，停了一步，只是停了一步，然后继续走过来。他没有笑，没有皱眉，没有做出任何表情。他的脸像一面什么都没有的墙，灰的，平的，没有窗户，没有门。

我看着他走过来，忽然觉得他变了。不是瘦了，不是头发长了，不是那道疤。是别的。是眼睛里少了什么东西。以前他看人的时候，眼睛里总有一层东西，像隔着一层纱，别人永远看不到他真正在看什么。现在那层纱没了，他的眼睛是干净的，干净的像一面刚擦过的玻璃，什么也没有，什么也藏不住。他在看我，就是看我，没有打量，没有审视，没有算计。我甚至觉得他有点陌生。那个在天台上捏着U盘的人，那个在酒吧里把钞票甩在别人脸上的人——那个人不在了。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的、瘦的、头发盖住眉毛的、拎着塑料袋的人。

我们走到车旁边，我把副驾的门打开了，他看了一眼，绕到后面，坐进了后座。塑料袋放在膝盖上，他用手扶着，怕它倒。他系安全带的时候系了好几下才扣上，手指不太听使唤，不知道是冷还是别的什么。

车里很安静。我发动引擎，暖风开了最大，呼呼地吹，吹得我脸上发干。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车开上了大路，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树，枝丫戳在天上，灰蒙蒙的，像裂开的骨头。太阳很低，挂在树梢后面，橘红色的，像一个没煮熟的蛋黄。我瞥了一眼后视镜，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短到露出了指甲下面的肉。他的手腕上有一圈白印子，比别处的皮肤白，是手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勒出来的，现在没有了。

我说，先送你去我找的房子。

他说好。

我说，给你找了个活儿，朋友的店，先干着。

他又说好。

我从副驾的储物箱里拿出一个信封，往后递，没有回头。他接过去，信封里装着一部手机和厚厚一叠现金。我听见他在后面数钱的声音，很轻，纸币摩擦的沙沙声，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手机里存了我的号码，生活费先拿着，不够跟我说。”

数钱的声音停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把信封折了一下，塞进棉衣的内兜里，拉上拉链，拍了拍，拍得很轻，像在拍一个睡着的孩子。

他说了一句。声音不大，闷在车厢里，闷闷的，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你说什么？”

他又说了一遍。这回听清了，说的是：“这样就好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短到只是嘴角动了一下，但那个弧度是暖的，不是嘲讽，不是应付，是真的在笑。他的眼睛也跟着弯了一下，弯成两道很浅的弧线，像两个人终于放下了手里很重的东西，坐下来，喝水，看着窗外，什么也不想。

我的喉咙忽然有点紧。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冷风灌进来，灌进领口，凉飕飕的，凉得我清醒了一点。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露出那道疤，粉红色的，在阳光下有点发亮。他没有躲，也没有理，就那么坐着，让风吹着，像一棵已经站了很久、还会再站很久的树。树不会说话，不会问为什么，不会说你欠我的我欠你的。树只是站着。我就开着车，他坐在后面，两个人隔着一排座椅的距离，隔着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堆了太久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清理的东西。那些东西堆在那里，堆成了一堵墙，不高，但翻不过去。我们都没有翻，只是靠在墙的两边坐着，背靠着背，谁也不说话。

车拐进巷子，停在楼下，一栋老居民楼，外墙的漆掉了大块，露出灰扑扑的水泥。我停了车，没有熄火。他推开车门下去，拎着那个塑料袋，站在车外，弯下腰，从车窗看着她。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挡住了半边脸，露出来的那半边是平静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说，“谢谢。”这两个字说得很重，重得不像两个字，像一块石头，放在我手心里，沉甸甸的，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