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唯一每次收到那些饼干，都会分我一块。

蛋挞，巧克力饼干，抹茶饼干。装在袋子里，封口扎得整整齐齐，旁边塞了一只一次性手套，便利贴上的字很小，写着“巧克力放了一点盐，抹茶减了糖，刚烤出来的，小心烫”。唯一说蒋星研究了好久，失败了好多次，厨房像被炸过。她说的时候在笑，笑得很好看，像画里的人物，线条柔和，明暗交界线模糊，像被谁用手指轻轻抹过。

我咬了一口抹茶饼干。不甜，有一点点苦，黄油很重。我说好吃。她说好吃吧，他什么都会做。

凌晨三点那次，我陪她去校门口拿药。她胃疼，整个人缩成一团，蹲在宿舍走廊上，手机贴着耳朵，声音很小，小到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她说“没事，你睡吧”，然后又说了句什么，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不到二十分钟，蒋星出现在铁门外面。自行车歪在一边，车筐里什么也没有，药在他手里攥着，隔着铁门递过来。深秋了，他只穿了一件薄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拉链没拉，风把衣服吹开，里面是空的。他的手指很红，关节像被人用红色水彩涂过，指腹肿肿的，像是冻僵了。她把药接过去，他转身骑上车走了，没有多待一秒。

任唯一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风把他吹得歪歪扭扭的，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画纸，皱痕还在，但画在上面的人还在动。

记得我们一起吃饭，他坐她旁边。她右手拿筷子，左手垂在桌下。他忽然把她的左手拿过去，放在自己膝盖上，拇指按在她手腕上，开始揉。一圈一圈的，不快不慢，力道不大不小。她继续吃饭，夹菜，喝汤，没有任何反应。他也没说话。我坐在对面，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拇指画圈的时候，她的筷子没有抖过一下。

我忽然想起老师说过的话。老师说，一幅画里最亮的地方，往往不是为了照亮自己，是为了让别的地方暗下去。他做的那些事，就像画里的高光，太亮了，亮得我眼睛疼。亮得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有一天，一个女孩来问唯一。那个女孩很漂亮，漂亮得不像真的。皮肤白得发亮，眼睛大得像漫画里的，睫毛翘着，说话的时候头会微微偏一下，露出耳垂上一颗很小的痣。女孩问她：“你那个同学，他怎么样啊？”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食堂吃什么。

任唯一看着那个女孩，看了两秒。然后她笑了，那种笑我见过，是她对不熟的人才有的笑，嘴角弯着，眼睛里什么也没有。

她说，他不是什么好人。谈过很多女朋友，换得很勤。

我愣住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的抹茶饼干减了糖。她在说谎。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说谎。那些饼干，那些便利贴，那个凌晨三点的铁门，那双冻红的手，那个在桌下揉了整整顿饭都没有停过的拇指——这些东西和她嘴里的“不是好人”叠在一起，像两张完全不同的画叠在同一张纸上，透过去看，什么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