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那个死人，”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一样。都是疯子。”

我的手指在发抖，把手指攥成拳头，攥得很紧，指甲陷进掌心里，疼，疼得他清醒了一点。我看着她的手，她的手放在桌上，放在那个信封旁边，手指是伸直的，没有蜷，没有抖，像五根钉在桌面上的钉子。钉得死死的，拔不出来。

“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她说。

我没有说话，低下头，看着那几张照片，看着那个秃顶的老头，看着那件碎花的睡衣，看着那个我叫了二十多年“爸爸”的人头上的绿帽子。血就是从这里来的，从这两个人身上流出来的，流进血管里，流了二十多年，流到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个人的脏，是我一个人的耻辱，是我一个人的、可以在深夜里独自品尝、独自吞咽、独自腐烂的东西。现在她知道。她知道了，她拿着它，像拿着一把钥匙，可以随时打开我，把那些东西翻出来，翻到阳光底下，让所有人看见。我的血是脏的，不是比喻，是真的脏，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那个死人不是带走了秘密吗？秘密应该烂在骨灰盒里。她把那个死人没带走的东西带来了，摆在他面前，摆在桌上，摆在他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的杯子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吐出来的时候，肩膀塌了一下，只是塌了一下，马上就直了。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说：“你最好说到做到。”

她没有说话。她把信封收起来，把照片和那张纸装回去，边角对齐，封口折好。她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叠一件要收起来的衣服。她把信封夹在腋下，转过身，走了。她走路的姿势很直，背很直，下巴微抬，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一个来办事的人，办完了就走，不带任何多余的东西。

门关上了。嗒的一声。和刚才杯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一样。

我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在对面那栋楼的墙上，照出一块圆形的光斑。我看着那块光斑，看着它慢慢变暗，不是因为灯灭了，是眼睛花了。眼睛花了，看什么都蒙着一层灰，灰蒙蒙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还在抖，抖得很轻，轻到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把手翻过来，看着掌心，掌心里有几个指甲掐出来的印子，弯弯的，红红的，像月牙。我把手攥成拳头，又松开，又攥成拳头，又松开。攥紧的时候，那些印子就不见了，手掌变成一块肉色的、没有纹路的、光滑的皮。松开的时候，那些印子又回来了，还是弯弯的，还是红红的，还是月牙。我攥紧，松开，攥紧，松开，做了很多遍，做到手指酸了，做到那些印子不红了，变成白色的，凹下去的，像刻在掌心里的字。那些字写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没写。也许写的是一个名字，一个我不敢念出来的名字。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了。窗帘是深蓝色的，很厚，不透光，拉上以后屋里就全黑了。我站在黑暗里，手还攥着窗帘的边，攥着那块布，攥了很久。布是凉的，凉的像那天在天台上接过U盘时的手指，凉的像她刚才放在桌上的手指，凉的像那个死人躺在殡仪馆里的脸。所有东西都是凉的，没有一样是热的，没有一样是活的，没有一样是不会走的。那个死人走了，我以为那把刀也走了。刀没走，刀换了一个人握着，更稳了，更冷了，更不会抖了。

我松开手，窗帘弹回去，晃了一下，停了。屋里还是黑的，在黑暗里站着，站到眼睛适应了，能看见自己的手，能看见桌上的杯子，能看见那把空椅子。她坐过的椅子，现在空了，什么也没有。我走过去，把椅子推回桌下，推到底，推到桌沿碰到墙。椅子腿刮了一下地板，吱的一声，很短，像老鼠叫了一下。然后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