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冬天不算冬天。十一月了，三角梅还开着，紫色的花瓣落在人行道上，被人踩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像淤青。我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小半年，在一家小吃店打工，店面不大，夹在两家五金店中间，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黄，上面写着“阿福小吃”，四个字缺了一个角。我每天的工作是包饺子、煮面、擦桌子、拖地，收工以后数一数今天的营业额，记在本子上，字写得比以前工整了很多，因为没有人再替我做这些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以前的事了。那些高楼，那些酒杯，那些被人捧着的、被人怕着的、被人恨着的日子，像一场梦。梦醒了我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眼睛，闭不上，我看着那只眼睛，看了很久，看到眼睛花了，看到那只眼睛变成了别的什么，变成了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蹲在厕所里，变成了一个端着酒杯的客人甩在脸上的钞票。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很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廉价的，刺鼻的，但闻久了也就不觉得了。

那天下着雨，不大，细细的，像有人在天空撒了一把盐。店里的客人不多，一个穿雨衣的老头在吃拌面，一个年轻妈妈在喂小孩吃蒸饺。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手闲着，在抠台面上的一张贴纸，贴纸粘得很牢，指甲抠断了也没抠下来。门开了，进来一个中年男人，穿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伞尖往下滴着水。男人点了一碗牛肉面，加一个卤蛋，说要打包。我转身去煮面，面条扔进沸水里，散开，像一把白色的扇子，捞面，加汤，加牛肉，加卤蛋，放进塑料袋里，袋子的提手不太好系，系了两次才系好。

我把袋子放在柜台上，说：“好了。”男人从口袋里掏钱，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放在台面上。我找零，把硬币一枚一枚地放在男人手心里，男人接过去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忽然又说了一句：“再加一个卤蛋。”

我已经把锅洗了，水还没烧开。我说：“等一下。”重新开火，重新下蛋，蛋在沸水里翻滚着，白色的蛋清慢慢裹住黄色的蛋黄，像一个什么东西在成形。我捞出来的时候，蛋破了，蛋黄流出来，染黄了汤，看着那颗破了的蛋，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去了。我把袋子系好，放在柜台上。

“破了，我重新给你煮一个。”

“不用了，就这个吧。”

我把袋子拿起来，又放下了，重新拿了一个蛋，重新下锅，这一次我盯着锅里的蛋，盯着它从生到熟，盯着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没有破的、圆圆的卤蛋。我捞出来，放进袋子里，系好，递过去。男人接过去的时候，看到了我的手指。刚才那颗破了的蛋还在，和这个完整的一起，在袋子里挨着，像两个不认识的、被硬塞在一起的东西。

“你做得多了一个，”男人说，“我付两个的钱。”

我把那个破了的蛋从袋子里拿出来，“不用了，破了不要钱，这个你拿走。”我的手指捏着袋子，袋子很烫，烫得指腹发红，我没有松手。男人看了我一眼，忽然把伞夹在腋下，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柜台上，推过来。

“给你。”

是一包烟，没拆封的，红色的。

从来不碰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