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妈？”

“他从来不提他妈，谁提他跟谁急。有一回班主任在班上念家庭情况调查表，念到他妈的名字，他当场站起来，把桌子掀了。桌子翻了，书撒了一地，他站在那儿，脸白得像纸，嘴唇在抖，但一个字也没说。班主任愣在那里，全班没人敢出声。后来他出去了，一整天没回来。”

第二个电话是大学室友打来的。“你是他朋友？这人还有朋友？……他为什么没留在上海？呵，不是因为他说的家里有事，是因为他跟导师闹翻了。导师让他改论文，他不改，说导师不懂。导师说你不改没法毕业，他说那就不毕业了。后来是他女朋友去求的导师，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个下午，导师才松的口。”

“他女朋友？”

“就是那个，眼睛亮亮的。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过她，但有一次我们聚餐，她打电话来，他接了，没说两句就挂了，说烦不烦。我们问他谁啊，他说不认识。”

“不认识？”，那人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轻得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

第三个电话是邻居打来的。“他为什么搬家？不是因为他说的想换个环境，是因为他跟楼下的保安吵了一架。保安拦了他的车，因为车牌没登记，他下车，走到保安面前，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保安，看了很久。保安被他看得发毛，让开了。第二天保安辞职了，说这个人太吓人，看人的眼神像刀。后来这人搬家了，搬到一个没有保安的小区，就是那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的那个。他住进去以后，从来不跟邻居打招呼，有人跟他说话，他就点个头，点完就走，步子很快，像躲瘟神。”

我挂了电话，电话像从火里捡出来的烫。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着楼下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我坐在沙发上，手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我想起他死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这个沙发上，手里拿着那盒蓝色的曲奇罐子，没打开，就那么拿着。我问他：“你怎么不吃？”

“不饿。”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那个罐子，看着城堡的窗户，看着那些小小的、圆圆的、像一个个睁不开的眼睛。他的手指在罐子上摸了摸，摸得很慢，像是在摸一个很久不见的人的脸。

我把那些电话里的内容想了一遍，又忘了一遍。我伸手把罐子拿过来，打开。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股淡淡的、抹茶的苦味，还残留在铁皮上，很淡，淡到像是错觉。我把盖子盖回去，放回原处，放的时候手指在罐子上停了一下，停了几秒，收回来了。

窗外的路灯闪了一下，没有灭，继续亮着。楼下有人走过，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整栋楼安静下来，安静得像一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