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很少和我一起吃饭。那天是例外，蒋星说请客，叫了几个人，他来了。餐厅是他挑的，一家开在写字楼底下的日料店，门面不大，菜单上没有价格。他坐下来，不看人，不和服务员对视，点菜的时候只用下巴指，指一下，说两个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人脸上。服务员是个小女孩，看起来二十出头，倒茶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茶洒在桌面上，一滴，落在他的手机旁边。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那个眼神我见过，他看我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但没这么重。那个眼神是冷的，不是冬天的那种冷，是那种——像你踩死一只蚂蚁之前，低头看它的那种冷。无所谓，不在乎，就好像是个东西，但不是人。

小女孩脸红了，连说了三声对不起，用纸巾擦桌面，纸巾湿透了，破了，纸屑粘在桌上，她又擦，越擦越脏。他收回目光，拿起手机，用拇指擦了擦手机屏幕上的那滴水，擦得很慢，像是在擦什么脏东西。然后他把手机放下，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现在的服务员，连水都倒不好。”

没有人接话。蒋星在点菜，没听见。旁边的几个人低着头看菜单，假装没听见。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了，放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嗒的一声，不大，但那个小姑娘的肩膀抖了一下。她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张破了的纸巾，指节泛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蒋星把茶杯推到了桌边，推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画一条线。茶杯停在桌沿上，晃晃悠悠的，她赶紧伸手扶住。他没有看她，拿起菜单，翻了一页。

后来我才知道，蒋星不是针对那个小姑娘。他对所有“伺候”他的人都这样，餐厅的服务员，商场的导购，小区的保安，还有他家的保姆。他对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声音永远是平的，词永远是少的，眼神永远是那种——你是一把椅子，你是一盏灯，你是一个会动的、但不需要被看见的东西。他不骂人，不打人，不投诉。他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人。

有一次在商场，一个发传单的男孩拦住了蒋星，说：“先生您好，我们新开了一家健身房。”他没有停，继续走，那个男孩跟了两步，他的手抬了一下，不是推，是挡，挡在男孩的胸口前面，手掌朝外，五指并拢，像一扇关上的门。男孩退了一步，他继续走了，没有回头。那个男孩站在原地，手里的传单还举着，举了几秒，放下来了。

我问他：“你刚才干嘛那样？”

“哪样？”

“那个发传单的。”

“他挡我路了。”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那条从耳垂一直延伸到下巴的、硬邦邦的线，忽然觉得那张脸不是石头，是刀。刀不砍人，刀只是锋利。锋利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他和唯一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那把刀收起来了，藏在鞘里，藏得很好，好到你以为他从来就不是一把刀。但刀就是刀，不会因为收了鞘就变成别的东西。他死的时候，我想，那把刀终于可以不用收了。他累了那么久，累就累在又要锋利又要藏。现在好了，不用藏了。也不知道那把刀现在在哪，也许在他骨灰盒里，也许早就碎了，碎成粉末，和那些灰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哪粒是刀，哪粒是灰。

他死后的第三天，我开始接到一些电话。不是慰问的。

第一个电话是高中同学打来的。那哥们说：“你知道吗？当年他转学过来，不是因为搬家，是因为在原来的学校把一个人打了。打得很重，对方住院了。问他为什么打，他不说。后来有人说是那个同学说了他妈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