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走廊很长，灯管坏了一半，剩下的那几根嗡嗡地响，光惨白惨白的，照得人的脸像纸糊的。我站在走廊尽头，靠着墙，墙是凉的，凉得我的后背发木。我没有进去，只是站着，等。

门开了。先出来的是蒋星叔叔身边的人，一个穿黑西装的男的，手里捧着一个深褐色的骨灰盒，方方正正的，很小，小得不像能装下一个人。他后面跟着他叔叔，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都是男的，都穿黑衣服，表情都很平，像一群来办差事的，办完了就走。

唯一跟在最后面。

她走得很慢，步子很小，像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没化妆的白，是那种从里面透出来的、没有血色的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干了，但皱痕还在。她的眼睛是红的，眼眶是红的，鼻头是红的，整个人像一只被煮过的虾，但那只虾已经死了，不会再疼了。

她追上来了。她的手抓住了那个穿黑西装的人的胳膊，不是拍，不是拉，是抓住，五指收拢，指甲陷进黑色的布料里，陷得很深。她的手指在抖，整个手臂都在抖，但她的声音是稳的，稳得像一根钉进墙里的钉子。

“给我，你们想要多少钱都给你们。”她说。

那人停下来，看了他叔叔一眼。他叔叔没看唯一，看着那个骨灰盒，看了两秒，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他的脸和蒋星有些像，眉眼像，下颌的线条像，连抿嘴唇的样子都像。但他的眼睛里没有蒋星的那种东西，那种软的东西，那种会在半夜爬起来骑车送药的东西。他的眼睛里什么也没有，空的，像两口枯井。

“女人拿到我们家的骨灰，”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一把尺子，一下一下地量，“会带来厄运。”

他的手抬起来，不是推，是拨，像拨开一根挡路的树枝。她的身体就跟着那只手转了一下，踉跄了两步，膝盖磕在地上，手撑了一下地，没撑住，整个人坐在了地上。她的裙子沾了灰，膝盖那块破了一个口子，露出一小块擦破的皮，红红的，像一颗还没熟的草莓。

她没有叫，没有喊，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个骨灰盒被那个人捧着，走过了走廊的拐角。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走廊里只剩下灯管的嗡嗡声，和她的呼吸声，很轻，很急，像一只跑累了的小动物。

我站在走廊尽头，看着她坐在地上，看着她膝盖上那块破了的皮，看着她裙子上的灰。我的脚动了一下，只是动了一下，没有迈出去，把脚收回来了，收回到原来的位置，鞋尖抵着墙根，墙根的踢脚线是黑色的，橡胶的，有一截翘起来了，像一条死掉的蛇。

我转过身，走了。皮鞋踩在地砖上，嗒，嗒，嗒，声音不大，但走廊太空了，空得能把每一个声音放大，放大到刺耳。我没有回头。我不知道是不忍看，还是不想看。也许是一样的。也许不忍就是不想，不想就是不忍。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从门缝里看见走廊尽头还亮着那盏惨白的灯，还听见那嗡嗡的声音。门关上了，那些都被关在了外面。电梯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一个不会讲故事的人，只会重复同一个字。

出了殡仪馆的大门，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亮着，有一条新消息，是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他点开，密密麻麻的字，只看懂了一行：“您作为周先生遗嘱指定的财产继承人之一……”

我把手机按灭了，屏幕黑下去，我的脸映在上面，惨白，眼眶底下有两团青，像被人打了两拳。我盯着那个黑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上了车。

车里的温度很高，晒了一上午，座椅烫屁股。我没有开空调，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热乎乎的，带着柏油路的味道和远处烧烤摊的油烟味。我握着方向盘，没有发动，就那么坐着，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天很蓝，蓝得刺眼，蓝得不像真的，蓝得像一块巨大的、没有缝隙的幕布，把什么都遮住了。

手机又震了一下。我没看。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眼皮底下是红的，光透过皮肤，照出一片暖洋洋的红。那个红色很均匀，没有杂色，没有阴影，像一块刚刚被涂满的画布，什么也没画，什么也不会画了。

风吹进来，吹在我的脸上，吹在我的头发上，吹在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上，手指动了一下，只是动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那天晚上酒吧的灯是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我坐在吧台边，手里握着一杯没怎么喝的威士忌，冰块已经化了大半，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唯一坐在角落的卡座里，一个人。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喝了很多。桌上摆着好几个空杯，有的倒了，有的还立着，像一片被风暴席卷过的城市。她的头发散着，遮住了半边脸，露出来的那半边是湿的——不是汗，是泪。眼泪从她的眼睛里不停地流，流过颧骨，流过下颌，滴在桌面上，滴在她自己的手背上。她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淌着，像是已经流了太久，久到懒得擦了。

她比以往更漂亮。不是那种健康的、明媚的漂亮，是那种——像一朵花在被霜打蔫之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开出来的漂亮。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发黄，但花心还是红的，红得刺眼，红得让人想伸手去摸，又怕一碰就碎了。

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她没有抬头，只是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从嘴角溢出来一点，顺着下巴往下淌，她用手背抹了一下，动作很粗鲁，不像她。

“你怎么在这儿？”我说。

她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忽然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是红的，肿的，瞳孔涣散，像两颗被水泡过的玻璃珠，看不清里面映着什么。她说：“他走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他们都走了。”她又说，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他走了，他们把骨灰拿走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她的手在桌上摸索，摸到一个杯子，端起来，发现是空的，又放下了。放下的时候杯子倒了，滚了一下，停在桌边，差一点就掉下去。

我伸手把杯子扶正。我的手指碰到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是凉的，凉得像冰，他缩了一下，没有缩回去。她反手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她的指甲陷进我的手背，陷进我的皮肤，陷进我的血管。

“我只有你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