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他说的迟早会……”

“我知道。”

我没再说。宇婷也没再问。车窗外的风灌进来，带着泥土的腥味和秸秆烧过的焦味，呛得人想咳嗽。我按了一下车窗按钮，玻璃升上去，风被关在外面，车里忽然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敲门。

手机响了。我瞥了一眼，是他的名字——蒋星。

我没有接。手机震了又震，停了。过了几秒，又震了。宇婷帮我接起来，按了免提，把手机放在中控台上。

“你去看他了？”蒋星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平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看了。”我说。

“怎么样？”

“变了。”我说，“眉毛也漂黄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蒋星说：“你想他弄出来？”

我的手紧了一下，方向盘被攥得吱的一声。

“你说什么？”

“他这样在里面，不是办法。”蒋星的声音还是那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要下雨。“出来以后，得让他再碰那个……你是这么想的吧兄弟。”

我忽然想笑。不是好笑，是另一种笑，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已经在半空中了，那种笑。要把一个毒虫从监狱里捞出来，说“得让他再碰那个”。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真诚的，是真的觉得这是对的，是真的觉得这是体面。摆在外面的体面。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体面。他救了我弟弟，弟弟就会感恩，就会听话，就会改。多好的故事，多圆满的结局，多体面。

可是他知道弟弟不是我的亲弟弟吗？他知道弟弟手机里存着那些照片吗？他知道弟弟在探视窗里说“我记得他们长什么样”时眼睛里那根划着的火柴吗？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他还是要做这件体面的事。因为他是蒋星。因为他永远在做彻底的，体面的事，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事。他把弟弟送进去的时候是体面的，现在要把弟弟捞出来，也是体面的。体面是他的壳，他住在里面，壳很厚，厚到谁也打不碎。

“你再想想。”我说。

“不用想了。”他说，“我来安排。”

电话挂了。中控台上的屏幕暗了，只剩下导航的光，蓝色的，照着我和宇婷的脸。宇婷的脸在蓝光里显得很白，白得像纸，上面什么也没写。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路边的野草很高，有一株狗尾巴草伸到了车窗边上，在风里晃来晃去，毛茸茸的，像一个在点头的人。我盯着那株狗尾巴草看了很久，久到宇婷以为我睡着了，推了我一下。

“走吧，”她说，“天快黑了。”

天确实快黑了。西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没洗干净的调色盘。那棵孤零零的树站在田埂上，影子拉得长长的，长到像一条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重新发动了车，打开了车灯。两束光照出去，照在空旷的田野上，照在那条笔直的、没有一辆车的路上。路很长，长到车灯照不到头。路的两边什么也没有，只有麦茬，只有风，只有越来越浓的夜色。

宇婷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我的手很凉。她握得很紧，紧到我觉得自己的手指快要断了。我没有抽回来。我让她握着，握着，一直握着，握到下一个路口，握到再下一个路口，握到这条路的尽头。

路的尽头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没有。也许是一扇门，也许门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盏灯，灯开着，照着空荡荡的房间，照着桌上那盒没打开的曲奇，照着那杯凉透了的牛奶。

我踩下油门，车快了一点。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口哨声，细细的，尖尖的，像一根针，扎在耳膜上，扎了一路。

宇婷的手还握着我。我没有松开，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