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
日子渐渐暖了一些。正月的尾巴快过了，南边吹来的风带着一点潮润的气息。墙角的迎春枝头泛了几点嫩黄，不留心看不见。
鹤卿在铺子里也算站住了脚——至少不会再闹笑话了。册子上的品名他能认出大半，进出库的流程理顺了。阿福不用再陪着他，偶尔过来搭把手就够了。方贵也不再盯着他，隔三差五从前头踱过来看一眼，点点头，没说什么。
那天杭绸报错价之后，他在库房里下了一番苦功。每天到铺子第一件事就是去架子前摸一遍——闭着眼，一匹一匹地摸过去，摸完了翻标签对答案。头两天还错得多，第三天开始就对了大半。到第五天，他基本不会再认混了。
阿福看见他这么练，在旁边竖了竖大拇指。"姑爷这劲头，比我当年强。"
他笑了笑没说话。心里清楚——不是他比阿福强。是阿福不需要这么拼。阿福是伙计，认错了一匹布顶多挨方贵一顿骂。他是姑爷。他认错了，丢的不是自己的脸，是沈家的脸，是她的脸。
但前头柜台的事，他还是插不上手。
每天在库房和前堂之间来来回回，他看着方贵和客商打交道——三两句话就能把价格谈定，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什么来头。陈先生在账房里拨算盘，噼里啪啦的声音像下雨，一串数字过去，进出盈亏清清楚楚。
这些东西他看得见，够不着。像站在河这头看对岸——知道那边有路，可中间隔着水，趟不过去。
有一回他鼓起勇气，在方贵送走客商之后走过去问了一句："方叔，刚才那个客商，他一开始问的是棉布，后来怎么买了绸？"
方贵正在拨算盘，手指头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你看出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摸了棉布好一会儿，后来才走到绸区那头的。"
方贵的嘴角动了动——不是笑，是一种微微意外的表情。
"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穿的是细棉长衫，但腰带是绸的。穿棉的人扎绸腰带，说明他想穿绸但日常穿不起。来铺子说看棉布，是怕被人看出他买不起绸。"
鹤卿愣住了。
"所以我先让他看了棉布，然后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月杭绸降了点价'。他就自己走过去了。"方贵拨了一颗算盘珠子。"做买卖，不是你卖什么，是他想要什么。你得替他把台阶搭好，让他自己走上去。"
鹤卿把这番话在心里过了两遍。
"多谢方叔。"
"谢什么。"方贵低头继续拨算盘。"你肯问就好。"
这是方贵头一回不只是客气地敷衍他。鹤卿走回库房的时候，脚步比来时轻了一些。
那天下午，方贵去后头和陈先生盘账，阿福出去送货，大成在库房。前头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柜台后面，手指搭在算盘上——这个位置他做学徒的时候从来没坐过。学徒是站在柜台旁边递茶跑腿的，坐在柜台后面的是掌柜。
没有客人进来。他坐了一盏茶的工夫，就那么坐着，听街上的吆喝声从门板缝里飘进来。远处有人在卖烧饼，有人在赶牛车，有人在隔壁铺子里讨价还价。日光从门板缝里透进来，一道一道的，落在柜台上像细细的金线。
他忽然觉得——坐在这里的感觉不一样了。不是学徒偷偷坐上了师傅的位子那种忐忑。是一种很微弱的、还站不稳的归属感——也许有一天，他真的能坐在这里，像方贵一样，三言两语就把一笔生意谈下来。
方贵从后头出来，看见他坐在柜台后面，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没说什么，绕过柜台拿了一本册子，又走回去了。
方贵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没说，就是最大的默许。
青鸾大约也看出来了。
* * *
那天晚上，吃过饭，翠屏收了碗筷。屋里安静下来。
她端着茶碗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什么事。然后说了一句："今天铺子的账做完了吗？"
他愣了一下。"陈先生做的。我没看过。"
"那……"她把茶碗放下来。"要不要一起看看？"
她说的是"一起看看"。不是"我教你看"。
他犹豫了一下。"好。"
她起身去柜子里翻出一本旧账册——不是铺子正在用的，是去年的。皮面磨得有些毛了，角上卷了边。她翻到某一页，铺在桌上。
第一次坐在一起看账，他有些拘束。
"来。"她在桌边坐下，朝旁边的凳子点了点头。"坐这儿。"
他搬了凳子，在她身旁坐下。两个人的肩膀隔了不到一尺，近得能闻到她发间淡淡的皂角味。他坐得直直的，手搁在膝上。
油灯搁在桌角，灯芯新剪过，光焰不大，黄澄澄的，刚好照亮摊开的两页纸。灯芯偶尔跳一下，影子便在墙上晃一晃。
她的手指点在一行数字上。
"你看这里。"她说。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很自然的平静，像在说一件家常事。
"这是去年三月的一笔进货。松江细棉。进价一匹二钱四分。"
他凑过去看。字迹是陈先生的——工工整整的小楷，一笔一画都规规矩矩。
"嗯。"他点头。
她的手指往下移了一行。
"这是四月的。同样是松江细棉。进价一匹二钱六分。"
他看了看。"贵了两文钱。"
"对。你觉得为什么？"
他想了想。这些天在铺子里，他知道进货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季节、路途、供货量都会影响。
"运费涨了？"他试着答。
她微微摇了摇头。
他又想。"棉花涨价了？"
"有可能。但不全是。还有呢？"
他盯着那两行数字，眉头拧起来。两文钱的差价，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匹多两文，一百匹就是二百文，将近二钱银子。一年下来不是小数目。
他翻了翻前面几页，想找什么线索。翻着翻着，忽然停了下来。
"供货的人不一样。"
他指着三月那一行："赵记。"又指着四月那一行："李记。"
"换了一家？"
她笑了。很淡的一下。嘴角弯了弯，眼睛里有一点亮——像先生看到学生头回答对了一道难题。
"你自己看出来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是那种从心底浮上来的笑，不大，但真。
"换了供货商，价钱就跟着变了。"她接着说，语气很平，像在聊天。"做生意最怕的不是贵——是不知道为什么贵。价钱涨了，你得弄清楚，是料子涨了、路费涨了，还是换了人。原因不一样，应对就不一样。"
他点头。把这几句话在心里记了一遍。
"比方说，"她的手指又点了一行数字。"这里。五月进的素绸，比四月便宜了一分。但你看进货量——五月进了五十匹，四月只进了二十匹。量大了价就便宜，这是行规。可如果反过来——量大了价反而涨，那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要么供货那头吃准了你，知道你非买不可。要么中间有人动了手脚。"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可鹤卿听出了分量——这不是从书里学来的道理，是在生意场上一笔一笔亏出来、赚出来的经验。
她翻到下一页。
"再看这里——"
* * *
那天晚上他们看了大半个时辰的账。
她一条一条地指，他一条一条地想。她从来不直接说答案——总是问"你觉得呢"，等他琢磨，等他试，等他错了再换个方向想。
有时候他答对了，她说"对"，简简单单一个字。有时候他答得不全，她补一句"还有呢"。有时候他答错了，她不说"不对"，只说"你再看看这个数字"。
他从来没有被这样教过。
在私塾先生教书，是背了就行，背不下来打手板。在铺子里做学徒，是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不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他"你觉得呢"。从来没有人等他想。
她等。
她坐在旁边，端着茶碗，有时候喝一口，有时候只是捧在手里。她的耐心像灯芯上的那点火——不急不躁，安安静静地烧着，不催人，但一直亮在那里。
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暖。踏实。又有一丝别的什么——像在一盏灯底下坐久了，暖意入了骨头，可抬起头看见灯的光那么亮，自己的影子便显得格外长，格外深。
* * *
从那天起，灯下看账就成了他们的习惯。
每天晚饭后，翠屏收了碗筷端走，她便从柜子里取出账册摊在桌上。有时候看旧账，有时候看当天铺子送回来的流水单子。他在她旁边坐下，一行一行地看，一笔一笔地问。
开头几天他问的都是简单的——"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这笔钱记在哪一栏"。她答了，他记了。后来他开始问稍微深一些的——"为什么这批货的利润比上一批少""这个月的支出比上个月多了三成，是什么原因"。她不直接答，总是反问一句"你觉得呢"。
他渐渐习惯了这种节奏。
有时候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她就换一个角度提示——"你看看这两笔的日期""你比比这两个供货商的进价"。他顺着她的提示去想，想通了，她说"对"。想不通，她再提示一层。
从来不说"你不行"。也从来不说"答案是这个"。
她把每一个答案都包装成他自己想出来的。
她教得很耐心。也很小心。
她从来不说"我教你"。总是说"咱们一起看看"。从来不说"这个你不懂"。总是说"这个确实不好想，你慢慢琢磨"。她把自己摆得很低，低到好像他们是两个一起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教、一个学。
他渐渐有了长进。
有一天在铺子里，方贵让他把上午卖出去的货登一遍流水。他坐在柜台后面，一笔一笔地记。记到第三笔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下来。
"方叔，这匹松江棉卖了三钱二？"
"嗯。"
"进价是二钱四。加上运费、库存折损，成本大概二钱六七。卖三钱二，毛利不到六分。"
方贵拨算盘的手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算出来的？"
"昨天晚上看的账。去年三月的松江棉进价是二钱四，运费每匹合一分半，库存每多放一个月折一文。"
方贵看了他好几息。然后哼了一声。
"不错。六分的毛利确实薄了。但那个客商是老主顾，每季都来。薄利多销，留住人比多赚几文钱重要。"
他点了点头。把"薄利多销"四个字在心里记下了。
回家之后他跟她说了这件事。她听完了，笑了一下。
"你自己看出来的。"
这句话他现在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她总说这句话。每次他答对了一个问题、看出了一个门道，她都说"你自己看出来的"。
好像他本来就会，只是没人点过他。
隔了一两天，他看着账册上的一笔支出，忽然说了一句："这个数不对。"
她抬起头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