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咖啡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走在前面，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坐在那里，握着那杯凉透的咖啡，一动不动。

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转身，走回去，推开门。

她抬起头，看到我，愣了一下。

我站在她面前，说：

“出去走走？”

她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站起来，拿起包，跟在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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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着海边慢慢走。

傍晚的海风有点凉，吹得路边的芦苇沙沙响。海浪一下一下地涌上来，在沙滩上留下白色的泡沫，然后又退回去。

她走在我左边，不远不近。

我没有说话，她也没有。

走到那片礁石区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

我回头看她。

她站在那里，望着海面。夕阳把她的侧脸镀成金色，睫毛的阴影投在脸颊上，一颤一颤的。

她说：“那天，我就是站在这里。”

我走回她身边。

“哪一天？”

她说：“来的第一天。下了火车，放了行李，就来了这里。站了很久，一直看着那边。”

她伸出手，指了指远处。

那个方向，是小镇。是老街。是书吧。

我说：“为什么不直接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怕。”

“怕什么？”

“怕他不想见我。”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海风吹散，“更怕他想见我。”

我看着她。

这句话有点绕，但我听懂了。

怕他不想见，是因为会被拒绝。怕他想见，是因为——

是因为见了之后呢？见了之后能怎样？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站在他身边的人，他没有理由原谅她，她也没有理由留下。

见了，只是让两个人都更难受。

她低下头，看着脚下的礁石。

“三年了，”她说，“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后来发现，时间什么都冲不淡，只是把人冲得越来越远。”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回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

那眼神，我读不懂。

她说：“你真的想知道？”

我点头。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夕阳又往下沉了一点，久到海面的颜色从金色变成橙红色，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说：

“因为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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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忽然停了。

海浪也好像静了一瞬。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

她看着海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胰腺癌，”她说，“晚期。医生说，大概还有半年。”

半年。

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

半年。一百八十多天。四千多个小时。

她回来，是因为只有半年了。

她站在街角，是因为只有半年了。

她说“在走之前”，是因为——

因为真的要走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说什么呢？说“对不起”？说“会好的”？说那些没用的话？

她转头看着我，忽然笑了。

那种笑，和陈屿很像——很淡，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但比他的更疲惫，更……更认命。

“别难过，”她说，“我自己都不难过。真的。确诊那天，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

她看着海面。

“因为终于可以去见他了。”她的声音很轻，“哪怕他是恨着我的，我也要见他一面。不然，死不瞑目。”

我看着她的侧脸。

夕阳照在上面，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柔和。柔和下面，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绝望，是一种……平静。

那种知道自己要死了、反而平静下来的平静。

我忽然想起陈屿。

想起他站在窗边的背影，想起他说的“以前有人喜欢”，想起他做噩梦时说的“不是我”。

如果他知道她快死了——

他会怎样？

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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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告诉他吗？”我问。

她摇头。

“为什么？”

她看着我。

“他不需要知道。我回来，不是来让他可怜的。”

可怜。

她说的是“可怜”，不是“原谅”。

因为她知道，原谅是不可能的。三年，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的罪名，一个人在深夜开着书吧，一个人失眠、做噩梦、站在窗边发呆。

而她，是那个把这一切推给他的人。

她没有资格求原谅。

她只能求——在走之前，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呢？

我没有问。

她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