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比张芮一想象的要快。

她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数学和英语。英语老师是个从师范学校毕业没几年的年轻姑娘，扎着马尾辫，说话轻声细语的。她发现张芮一的语感特别好，就单独给她开小灶，借她英语磁带和课外书。张芮一用学校语音室的录音机听磁带，跟着一遍一遍地读，读到能把整段课文背下来。

初二那年，学校来了个从杭州回来探亲的大学生，是镇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校长请他给学生们做了一场报告，讲大学里的生活。张芮一坐在下面，听得眼睛发亮。

图书馆、实验室、操场、社团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这些词像一颗一颗种子，落进她心里，开始生根发芽。

那天晚上她给张澈写信，写了很长很长。写那个大学生的报告，写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写她想去杭州念书。写到最后，她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以后做什么。

张澈的回信过了很久才来，比以往都久。信封上的邮戳显示是从东莞寄来的——他换地方了。

“张芮一：

我离开福建了。师傅带我到东莞，这边工厂多，模具师傅吃香。

我现在能独立开模了，上个月做了一个手机壳的模具，老板很满意。工资涨到三百了。

你一定得读高中，读大学。你这么聪明，不读书浪费了。学费的事你别愁，我有钱。

等我这边站稳了，我就回去。

发卡还在吗。

张澈”

张芮一把信折好，没有放进枕头底下。她找了一个铁盒子，是外婆装饼干的，饼干吃完了，盒子被她要来，专门放张澈的信。三年多的信，一封不落，按日期排好，整整齐齐地码在盒子里。

她发现张澈的信有一个变化——错别字越来越少了。最开始那几封，几乎每行都有涂改，最近这一封，只有两个错字，而且被他用橡皮擦干净了重新写的。

他在学。

这个发现让张芮一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张澈只念到小学五年级，初中都没上过。他现在的字，是在工厂的工棚里、在油腻的工作台旁边、在加完班的深夜，一个字一个字练出来的。

她把信放回铁盒子，盖上盖子。铁盒子盖上的图案是一只花猫，猫的眼睛圆溜溜的，盯着她看。

“看什么看。”她对着猫说了一句，然后把盒子塞进枕头底下。

1999年夏天，张芮一参加了中考。

成绩出来那天，她正在外婆家帮忙择豆角。外婆在灶台前炒菜，油烟气混着豆角的清香，飘得满厨房都是。村支书骑着自行车来到外婆家门口，车铃按得叮当响。

“芮一！芮一！考上了！县一中！全县第三名！”

张芮一手里的豆角掉在地上。

外婆的锅铲也掉了。

那天晚上，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张芮一她妈从地里跑回来，鞋上全是泥，抱着她哭了半天。外婆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了一大锅汤，请左邻右舍来喝。老陈头从代销店拿了一挂鞭炮，在村口放了整整五分钟。

张芮一她爸从温州打来电话——村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安在村委会。张芮一跑过去接，听见她爸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断断续续的。

“芮一，爸对不住你……这些年没怎么管你……你考这么好，都是你自己的本事……”

她爸的声音有点哽咽，话说到后面就断了。张芮一攥着话筒，听见那头有人在喊他上工。

“爸，你忙吧。我没事。”

挂了电话，她走出村委会，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天已经黑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村口老樟树的轮廓在夜色里像一把巨大的伞。

她想告诉张澈。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她跑回家，从铁盒子里翻出张澈最近一封信，看信封上的地址。东莞市某某镇某某工业区某某模具厂。

她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那边大概也没有电话。

她只能写信。

那天晚上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她考上县一中的消息写在第一行。写完了觉得不够，又加了一页，写她妈哭了，写外婆杀了鸡，写老陈头放了鞭炮，写村支书说她是村里的光荣。写到最后，她写：张澈，我离杭州又近了一步。

信寄出去以后，她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周，两周，三周。张澈的回信没有来。

四周，五周。还是没有。

张芮一每天去村委会看有没有她的信。邮递员每周来两次，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车后座挂着两个大邮包。她算准了邮递员来的日子，提前去等着。每次邮递员翻了翻邮包，说“没有你的信”，她的心就往下一沉。

是不是地址写错了？是不是他换了工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第六周，信终于来了。

信封比以前的都好，是正规的牛皮纸信封，不是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纸糊的。地址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比以前工整了很多。

张芮一撕开信封，里面掉出一张信纸，还有一张五十块钱的汇款单。

信很短。

“张芮一：

县一中。全县第三。我就知道。

五十块给你买文具。县城的文具比镇上多，你买好的。

最近厂里忙，回信晚了。对不起。

等我。

发卡还在吗。

张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