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阳光白花花地照在大地上，热浪从地面蒸起来，把远处的景物都扭曲了。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没有下雨了。

从正月开始，天就像被人用盖子扣住了，一丝水汽都漏不下来。本该在二月里淅淅沥沥的春雨，没有来。本该在三月里轰隆隆的春雷，也没有来。四月、五月，太阳一天比一天毒，把田地晒得裂开了一道一道的口子，像是大地张开了干渴的嘴唇。

官道上，一群人正缓缓地走着。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汉子，叫赵大栓。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方脸膛，浓眉毛，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他的骨架很大，能看出来原来是个壮实人，但这几个月的奔波把他磨得只剩一副架子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风一吹就能看出肋骨的形状。

他的肩上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挂着两个筐，筐里坐着两个小孩子——五岁的闺女和三岁的儿子。小的那个已经睡着了，头歪在一边，嘴角挂着口水，梦里还在咂着嘴，像是在吃什么好东西。他身后跟着一个妇人，是他媳妇春草，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才一岁多，走几步就要颠一下，哄着怀里那个不要哭。那孩子已经哭不动了，嗓子哑了，只是偶尔抽噎一下，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

再往后，是黑压压的一群人，三三两两地走在官道上，拖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赵大栓粗粗数过，大约有三四百人。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拖着板车，板车上堆着全部的家当——几床破被子，一口铁锅，半袋子发了霉的杂粮。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就凭着一双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穿了，脚底板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和鞋底的草茎粘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肉哪是草。

这些人大都从北边来，是赵大栓的同乡。他们那个县，整整五个月没下一滴雨。地里的麦子还没抽穗就枯了，黄澄澄的麦秆竖在地里，一碰就碎，像是一把一把的干柴。河断了流，井也干了，打下去三丈都见不到水。树叶子掉光了，树皮也被人剥去吃了，光秃秃的树干戳在天上，像是一根一根的骨头。

过了正月就断了粮。先是吃野菜，野菜挖光了吃树叶，树叶吃完了剥树皮。树皮也剥完了，就开始卖地卖房子。卖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走。

赵大栓是村子里最后一个决定走的。他是种地的好手，总想着再等等，万一下雨了呢？他等了一天又一天，等到地里的麦子全枯了，等到井里最后一桶水舀上来是浑的，等到春草抱着孩子哭了一夜，他终于把扁担往肩上一搁：“走。”

村里的人听说他要走，都跟着他。都说赵大栓人实在，力气大，心眼好，跟着他踏实。一路上又有别的村的人加入，走到这儿，已经有三四百号人了。

赵大栓停下来，把扁担换了个肩膀。他的肩膀上已经磨出了一道红印子，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红印子中间破了皮，渗出一点血水，把衣服粘在肉上，换肩膀的时候嘶啦一声，疼得他咧了一下嘴。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眯着眼睛往前看。

汗水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他眨了眨眼，又用手背蹭了一下。

然后他愣住了。

“春草。”他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哑，像是砂纸在木头上磨。

“嗯？”身后的妇人应了一声，还在哄怀里的孩子，目光呆滞地看着脚下的路，机械地迈着步子，像是已经走了太久，连意识都模糊了。

“你看前面。”

春草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城墙。

那城墙很高，很高。比她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一面墙都要高。

青灰色的墙砖在阳光下泛着沉甸甸的光，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厚重的、稳当当的光。城墙的底部比顶部宽，微微向内收，像是一座山从大地上长出来，稳稳地扎在土里。墙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凸出来一个墩台，方方正正的，像是一个一个的巨人并肩站着，守望着这片平原。

城墙上面有雉堞，锯齿一样的形状，一个一个的缺口，像是城墙的牙齿。雉堞后面有望楼，比城墙还高出一截，木头结构，顶上盖着青瓦，远远地能看见有人在里面走动。望楼的四个角上插着旗帜，红的、黄的，在风里飘着，猎猎作响，像是一簇一簇跳动的火苗。

但让赵大栓愣住的，不仅仅是城墙。

而是城墙外面的那片地。

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从城墙脚下开始，一直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铺到天边，铺到视线尽头，铺到他和这片土地最远的想象也抵达不了的地方。

那是一片绿色的海。

麦子。全是麦子。

他这辈子见过麦子，见过田地，见过庄稼。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成千上万亩麦田连在一起，一块挨着一块，一片连着一片，像是有人把整个大地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绒毯。没有间断，没有缝隙，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麦子。

麦子已经抽穗了。麦穗在风里摇晃着，沉甸甸的，压得麦秆微微弯了腰。风从南边吹过来，掠过这片广袤的平原，麦浪就起来了。那是一种奇异的景象——绿色的波浪从远处涌过来，一层推着一层，一波接着一波，哗哗地响着，像是大海在呼吸。浪头从脚下涌过去，一直涌到城墙那边，撞在青灰色的城砖上，碎成一片细碎的沙沙声。

赵大栓站在官道上，左边是麦田，右边是麦田，前面是麦田，后面——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身后也是麦田。他已经走进这片麦田的腹地了，只是他刚才一直低着头赶路，没有发现。

“这……”他喃喃地说不出话来。

他身后的队伍也渐渐地停下了。三四百号人站在官道上，看着这片麦田，没有人说话。只有风穿过麦穗的声音，沙沙，沙沙，像是很多人在小声地说话。

一个老头从队伍后面走上来。他叫陈老七，六十出头，是村里原来的里正，识几个字，见过些世面。他的腿脚不好，拄着一根拐杖，每走一步都要顿一下，拐杖戳在地上，发出笃笃的声音。他走得很慢，但没有人催他。

陈老七走到赵大栓身边，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忽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活了六十三年，”他说，声音颤颤的，“没见过这样的。”

他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田地。北方的地，一块一块的，被田埂隔开，东一块西一块，像是一床打满补丁的被子。南方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藏在山沟沟里，藏在河湾湾边，藏在雾蒙蒙的梯田上。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平的，整的，一眼望不到头的。

“大栓，”陈老七说，“这是什么地方？”

赵大栓摇了摇头。他不知道。

一个挑着担子经过的货郎停下来，看了他们一眼，笑着说：“你们是外地来的吧？这是栗城。城外这麦子，有一万多亩。”

一万多亩。

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人群里，嗡嗡地响。队伍里有人低声议论起来，声音里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惊愕。

赵大栓盯着那片麦田，脑子里嗡嗡的。他家的地，只有八亩。八亩地，养活了一家五口，交了租子剩不下多少，一年到头紧巴巴的，吃不上几顿饱饭。一万多亩——那得是多少个八亩？他算不过来。他的手指头不够用，脑子也不够用。

“都是这两年开出来的。”货郎说，“女君让人修的渠，从大河里引的水。你看那边——”他指了指远处的一条水渠，渠水亮晶晶的，在阳光下闪着光，“那条渠，从北边的大河引过来，绕着城转了一圈，把周围的地全浇上了。原来这些都是荒地，石头多，土也瘦，种不了东西。女君让人翻了地，捡了石头，施了肥，硬是把生地养成熟地了。”

货郎说得很平常，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赵大栓听着，心里却翻江倒海的。

翻地，捡石头，施肥，修渠，引水——这些事情，哪一件不是要命的力气活？哪一件不是要花大把的银子、大把的人、大把的时间？这个女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老七拄着拐杖，又往前走了几步，蹲下来，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摸了摸路边的麦穗。麦穗在他的手指间滑过，麦芒扎着他的手心，痒痒的。他把麦穗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闭上了眼睛。

“是活的。”他喃喃地说，“是活的。”

他站起来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

队伍里有人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着的、压着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他们已经走了太久了，看了太多枯黄的地、死掉的庄稼、干裂的河床。久到他们以为，这世上所有的地都变成了那个样子。久到他们以为，庄稼不会再长出来了，粮食不会再有了，日子不会再好起来了。

但现在，他们站在这片绿色的海洋中间，看着那些沉甸甸的麦穗在风里摇晃，闻着麦苗的清香和泥土的腥气，听着麦浪沙沙的响声——

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跪下来摸了摸脚下的土地。

赵大栓没有哭。他站在官道上，风吹过来，麦浪哗哗地响着，麦穗擦着他的衣角，像是有很多只手在轻轻地拉他。他的手攥着扁担，指节发白，嘴唇紧紧地抿着。

“爹，那是什么？”筐里的小闺女醒了，揉着眼睛，指着远处。

“是麦子。”赵大栓的声音有点哑。

“麦子是什么？”

“是吃的。”他说，“是馒头，是饼，是面条，是能让人活下来的东西。”

“能吃吗？”

“能。”赵大栓说，“等熟了就能。”

“什么时候熟？”

“快了。”他说。他看着那些麦穗，麦穗已经开始泛黄了，再过一个月，最多一个月，就能收割了。

他重新挑起扁担，转过身，对着身后那群人喊了一声：“走吧，进城去。”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风里传出去很远。三四百号人抬起头，看着他。

“进城去！”他又喊了一声，然后转过身，迈开步子，朝那座城走去。

队伍动起来了。人们挑起担子，推起板车，抱起孩子，跟着赵大栓往前走。没有人说话，但脚步比刚才轻快了一些。

他们走过这片麦田，走了小半个时辰，两边的麦田还是没有尽头。走到城门口了，两边还是麦田。站在护城河边上了，回头看，还是麦田。

那绿色从脚下铺开去，铺过官道，铺过田埂，铺过水渠，铺过那些在地里弯腰除草的人影，一直铺到天边。天边有几朵云，白色的，低低地挂着，像是浮在这片绿色海洋上的几朵浪花。

护城河很宽，水流很急，哗哗地响着。河水是从远处那条大河里引过来的，清凌凌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河岸两边砌着整齐的石头，石头缝里抹着灰浆，严丝合缝的。

吊桥很宽，能并排走三辆马车。桥板是厚厚的榆木，用铁箍箍着，踩上去稳稳的，不像他们之前经过的那些吊桥，走上去晃晃悠悠的，让人心慌。

城门是拱形的，很高，至少有两丈高。门洞很深，从外面看进去黑洞洞的，但能看到另一头的光亮，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影。

城门两边站着两排士兵，穿着统一的灰色短褐，腰里扎着皮带，站得很直，一动不动的。他们腰间挂着刀，刀鞘是黑色的。

赵大栓挑着扁担走到城门口，脚步慢了下来。

他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他不知道城里的人会不会让他们进去。这一路上，他们经过的好几个地方都不让进。有的城关着门，说要什么文书，他们没有。有的城倒是开着门，但一看到他们是流民，就用棍子赶，说人太多了，城里装不下。

他站在城门口，犹豫着。

一个年轻士兵朝他走过来。士兵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脸上还有几颗青春痘，但眼神很精神，亮亮的。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士兵问，语气不算热情，但也不冷淡，像是在问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北边。”赵大栓说，“青石县来的。那边旱了，从正月到现在一滴雨都没下过。”

士兵点了点头，像是已经听过很多次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赵大栓身后长长的队伍，粗略地数了数。

“有多少人？”

“三四百。”赵大栓说，“都是青石县和周边的。走散了，又凑到一起了。”

“你们等一下，我去问问。”士兵转身跑进城门洞，脚步声在门洞里咚咚咚地响着，越来越远。

赵大栓站在城门口，等着。他的扁担还挑在肩上，两个筐里的孩子伸着脖子往城里看。

城里的景象让他有些发愣。

正对着城门的是一条大街，笔直地通向前方，一眼望不到头。街很宽，比他们县城的街宽了至少两倍。街两边的房子整整齐齐的，青砖灰瓦，一家挨着一家，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屋檐下面挂着招牌，写着“粮”“布”“酒”“药”之类的字。

街上的人很多。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抱孩子的。有人在叫卖，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笑。有孩子在街上跑来跑去，手里举着糖葫芦。有狗趴在门口晒太阳，尾巴慢悠悠地摇着。

声音从门洞里传出来，嗡嗡的，混在一起，热腾腾的，像是一锅煮开的粥。

赵大栓站在城门口，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自己的耳朵不够用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多声音了。青石县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安静得像一座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没有人吵架。大家都没有力气说话了，也没有心情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