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这个点儿，苏潼青每天都要带背心儿和丸子去大悦城，登上跨越6层楼的“天梯“，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有时候会在经过的摊位上买个咖喱鱼蛋或者串串香，一人举着一个杯子，边走边吃，再上3次小滚梯，到达9层的游泳池。两个孩子在里面游泳，苏潼青在边上坐着等，要么笔记本上干活儿，要么打电话聊天儿，中间跑到隔壁食街来两张阿甘锅盔，一张给自己，一张给背心儿，要么梅干菜要么牛肉要么酸菜鱼。等锅盔的时候站在一边看着师傅从揉面直到把一张张轻薄透亮、上色浓郁、散发着隐隐香气的锅盔从炉子里夹出来放在篮子里的全过程，还没吃，就已经足够治愈。

苏潼青从小就喜欢站在各种摊位旁边看人家做饭卖东西。从有记忆开始，先是在八大处山脚下一个军区大院儿的服务社里看售货员卖肉馅儿。那会儿一到周末，苏潼青就会跟着大人去买只够包一顿饺子的肉馅儿。买肉的队伍越长苏潼青越高兴，因为可以多看一会儿。她总是跑到队伍最前面，稍微站开一点儿，看售货员掐起一张长条塑料纸，用一把大铝勺从一个坑坑洼洼、底儿永远不平的大钢种盆里舀一勺肉馅放到塑料纸上，捏两下，扔到台秤上的白色圆盘里，然后用右手左右扒拉刻度尺上的小钢块。无论顾客要多少，称出来的重量永远都会多一点儿，即使第一次差一点儿，也要找补到多一点儿。这个尺度他们总是拿捏得很好，因为不能多太多，只多不会被拒绝的那一点点，然后再象征性地问一句：多点儿行吗？还没完全等到顾客回答，就已经开始把肉馅儿装塑料袋扔过去了。

后来就是每天上下学挤公共汽车，苏潼青最喜欢看的就是售票员儿卖票，喜欢他们的深棕色翻毛皮口金包，那里面全都是好东西。灰色的塑料票夹子上正反都可以夹住好几叠厚厚的车票，不同面值不同颜色，最绝的是那支六边形红蓝铅笔，粗粗的，每头都套着一个带花边的橡胶套，可以轻松地把一张或红或绿或黄的票从票夹子的铁丝下面搓到上面来，保证不会撕下两张。

数钱也是很好看的。苏潼青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梳着整齐中分的女售票员，总是把钱也整理得特别整齐，方向都一样，每一块钱一摞，她的包里有好多摞，她真有钱。苏潼青的儿童时代一直都梦想着能有一个那样的翻毛皮口金包和灰色票夹子。她经常自己在家里玩儿卖票，坐在床上，把一床被子叠高一点，放在面前当柜台，然后裁出几摞长方形的纸，一头用皮筋儿绑好，再拿一支红蓝铅笔，每头绕几圈皮筋儿。所有装备都没有售票员的正宗，差几个档次。装备不行，服务来补，苏潼青的站名报得又洪亮又准确，中间什么车辆拐弯儿请扶好坐好之类的升级服务也很到位，而且因为那会儿平时住在城里姥姥家，周末回八大处自己家，所以苏潼青熟悉的公共汽车线路还挺多，导致一个人玩儿的游戏从来不会感觉乏味，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玩儿了很多年。

再大一点儿，商店和大街上的内容也更丰富了，苏潼青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看。27路后九条车站的煎饼摊儿、辟才胡同口的炸鸡肉串、灵境胡同口的蛋糕房、知春里菜市场门口的肉夹馍和炸鸡腿，直到头两年每年暑假回北京，苏潼青还很爱去家门口超市里租出去的肉饼摊儿。超市门口一到中午就会横七竖八停很多出租，师傅们饭点儿开到那附近就会在那儿把午饭解决了，顺便在车里打个盹儿。超市里两个小伙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做肉饼，动作娴熟流畅，行云流水，两个人搭配完美。肉饼可以擀得很大很薄但就是不破，然后把一根超长的擀面杖插到肉饼下面，再往上一挑，转身，不慌不忙，妥妥放在饼铛上，大小刚好，严丝合缝。肉饼有好几种馅儿，排队的人要哪种的都有，两个小伙子都是靠问靠脑子记，完全不动声色，也不耽误手里的活儿，然后基本可以按照排队的顺序，保证每个人等的时间都差不多，也不会出错。相比之下，那些在电脑上一通按来按去还得出个白条儿什么的高级操作都显得好弱。苏潼青后来烙过很多次肉饼，怎么也擀不了那么薄，即使醒几个小时的面，想擀大点儿要非常小心，而且稍微大点儿拎到锅里也抻变形了，得用手找补成圆形。每次烙肉饼的时候，苏潼青都会想起那个肉饼摊儿，以及那些浓香四溢的肉饼们。

今年的暑假没有北京，没有大悦城N多好吃的，也没有9层的游泳池。疫情开始以后，大西雅图地区室内室外的游泳池都关了，这个项目网课也不好上，游泳队的孩子们只能自己在家锻炼，保持体力。后来情况稍微好一点儿了，一些室外游泳池开门了，有的游泳队在采取必要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恢复了训练。

头两年丸子就跟苏潼青说过想学花样游泳，因为她喜欢游泳，但是死活不肯进游泳队，只喜欢自己在池子里没完没了地翻跟头，瞎扑腾。苏潼青非常佛系而又敷衍地打听了两下，好像西雅图那边有个花游队，太远，苏潼青心里暗戳戳地高兴并松了口气——既可以交了丸子的差，又有很充足的理由不去上，归根结底还是她自己懒。头俩礼拜朋友圈看到一条信息，这边的一个花游队办夏令营，一周的花游体验课，每天50分钟，主要是开车只需要10分钟，游泳池就在她经常买菜的一个中国超市对面，苏潼青觉得这个方便，立刻给丸子报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