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点点头。

“被贬的官？”

那人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她指指不远处的人群：“他们都这么说。”

那人苦笑：“对，被贬的官。姓文，单名一个俞字。从翰林院被贬到这地方，路过此地，本想看看风景，结果……”他看了一眼那团纸浆，“结果什么都没了。”

沈雀儿看着他那张苦脸，忽然问：“贬是什么？”

文俞愣住了。他大概从来没想过有人会问这种问题。

“贬就是……就是被赶出京城，到偏远的地方去。”他解释。

“那你是罪人？”

文俞想了想：“算是吧。”

“罪人还这么开心？”她歪着头看他，眼睛里是纯粹的困惑。

文俞看着她，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这一次不是苦笑，是真的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笑什么？”她问。

“没什么。”他摆摆手，“就是……好久没听见这么好笑的问题了。”

她不觉得好笑。但她没再问，低头继续晒那些书稿。

阳光很好，照在那些湿透的纸上，照在她低垂的侧脸上。文俞看着她，忽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沈雀儿。”她说。

“雀儿？”他念了一遍，“麻雀的雀？”

她点点头。

“谁起的？”

“我娘。”她顿了顿，“我娘说，希望我像麻雀一样，哪儿都能活。”

文俞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娘说得对。”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正看着她，眼睛里有她看不懂的东西。

“我叫文俞。”他又说了一遍，像在自我介绍。

“你说过了。”她低下头，继续晒纸。

“我怕你忘了。”

她没接话。阳光越来越烈，纸上的水汽在慢慢蒸腾。远处有人在喊她，是刘三嫂，大概是担心她。她站起来，拍拍裙子上的土。

“我走了。”她说。

“等等。”他叫住她，犹豫了一下，“我能……我能再见到你吗？”

她回头看他。他站在那里，浑身湿透，狼狈不堪，但眼睛里有种认真的东西。

“你不是要赶路吗？”她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对，我要赶路。”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河边，看着那些晒着的书稿，像根木头。

她想起他说的话——写了三年的东西。

三年。三年够织多少匹锦？够听多少次鸟鸣？够一个孩子从学会走路到满院子跑？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三年的东西没了，是一件很难过的事。

回到家，父亲已经醒了。他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个空酒坛子，看见她回来，抬起头。

“去哪儿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宿醉后的疲惫。

“河边浣衣。”她把木盆放下，“粥在灶台上，凉了。”

他没动，只是看着她。她被他看得不自在，低下头往里走。

“雀儿。”他忽然叫住她。

她停住脚步。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然后他开口：“你娘要是活着，肯定嫌我没用。”

她愣住了。

这是父亲第一次提起娘。娘死的时候她才三岁，她只记得一个模糊的影子，和织机“咔嗒咔嗒”的声音。

她转过身，看着父亲。他低着头，看不清表情。那个空酒坛子被他攥得紧紧的，手背上青筋暴起。

她不知道说什么。走过去？说什么？转身走？好像也不对。她就那么站着，站在院子中央，站在夕阳里，站了很久。

最后是父亲先动的。他站起身，把酒坛子往墙角一扔，“啪”的一声碎了。然后他走进屋，“砰”一声关上门。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堆碎瓷片，忽然想起今天自己捡了两回碎瓷片了。一回是早上，一回是现在。

她蹲下来，一片一片捡起来。手指又被划了一道口子，和早上那道挨着，血珠子冒出来，她吸了吸，继续捡。

檐下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像是在说话。她抬头看了看它们——那只断腿的麻雀也在，正歪着头看她。

“你也在看我笑话？”她问。

麻雀当然不会回答，只是继续叫。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睛酸了。

夜里，她躺在柴房的地铺上，听着隔壁屋里偶尔传出的咳嗽声。父亲还没睡，她也睡不着。

窗外的月亮很亮，透过柴房的破窗户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块白。她伸手，让月光落在手心里，然后握住，松开，再握住。月光握不住，但她还是想试试。

她摸出胸口挂着的那枚竹哨——是文俞送的那枚，她偷偷藏起来的。上面刻着一只鸟，歪歪扭扭的，不像鸟，像一团乱麻。但她还是喜欢。

她想起他说的——写了三年的东西，全没了。

三年。她的三年呢？织了多少匹锦，浣了多少次衣，听了多少声鸟鸣，捡了多少回碎瓷片。她记不清了。她只记得，日子一天一天过，过了一年又一年，她还是在这个院子里，和那只断腿的麻雀说话。

她把竹哨放在嘴边，轻轻吹了一下。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一只真正的鸟在叫。

隔壁屋里，咳嗽声停了。父亲大概也在听。

她又吹了一下。

檐下的麻雀醒了，叽叽喳喳叫起来，像是在回应。

她笑了，把竹哨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早起。还要煮粥，还要浣衣，还要织布。日子还要继续过。

但至少，有鸟陪着她。

有会飞的鸟，和一只不会飞的竹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