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天，我爸把它撕了。

他站在客厅中央，手里举着那两半的红色硬纸，脸上不是愤怒，是一种我从小到大看过无数次的、带着醉意的冷漠。

他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丢人。

他说，我辛辛苦苦供你读到高三，不是让你去当戏子的。

他说，你要是去，就别再进这个家门。

我蹲下去捡碎片。

一片一片的，从茶几底下、沙发脚边、他拖鞋旁边捡起来，握在手心里。

纸片很锋利，边缘划过大拇指内侧，渗出一条细细的血线。

我没觉得疼。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木青。

不是“我要当演员”，“我要证明给他看”，“这是我的梦想谁也拦不住”。

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后来媒体采访的时候我自己编的。

真实的、那一刻最原始的本能，只有一个名字。

木青。

如果我去读一个普通的大学，找一个普通的工作，过一种普通的人生，那我这辈子，就再也不可能被他看见了。

他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曾经在走廊里帮他捡过书后，在运动会上看了他整整一上午，在赛车场的二楼站了两个小时等他出现，在毕业典礼那天握着一张纸条等到天黑。

他不会知道的。

他会像所有普通的高中生一样，考大学、毕业、工作、恋爱、成家，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

而我只是他十六岁那年走廊里一个模糊的背影，连名字都不会记住。

我不要。

所以我蹲在地上，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好，用透明胶带从背面粘上。

粘得很仔细，每一条裂缝都对得整整齐齐。正面看，那道裂痕还在，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它碎过。

就像我。

后来很多记者问过我同一个问题：谢老师，您当年为什么考电影学院？

我的答案每次都不一样。

有时候说“喜欢表演”，有时候说“想挑战自己”，有时候说“觉得拍戏有意思”。

没有一个字是假的，但也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真正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不敢说，也没脸说。

一个十八岁的人，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押在一个连话都没说过几句的人身上——说出去，谁会信？连我自己都不信。

可我就是这么做了。

我爸说到做到。

开学那天他没送我，也没给我一分钱。

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了一夜硬座，到北京西站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半。

九月的北京，清晨已经有点凉了，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站在出站口，看着天边一点一点亮起来。

灰蒙蒙的，和南方的天亮不一样。

南方的天是慢慢变亮的，像有人在一杯清水里一滴一滴地加牛奶；北京的天是一下子亮起来，像有人猛地掀开一块幕布，光就砸下来了。

我拖着箱子，换了两趟地铁，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

电影学院的校门不大，灰扑扑的，和我想象中金光闪闪的样子完全不同。

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报到，三三两两的，拖着各色各样的行李箱。

有个男生在跟旁边的人聊天，声音很大，说自己是学表演的，以后要拿影帝。

旁边的人就笑，说你先过了军训再说吧。

我站在校门口，没进去。我在想他。

木青，你在哪儿呢？你还在那所高中吧，应该快升高二了。你的1500米跑得比以前好了吗？你还去赛车吗？你被欺负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你还会在食堂角落一个人吃饭吗？

你——

你还记得我吗？

应该不记得了吧。

走廊上那个顺手帮忙的学长，对你来说，不过是十六岁那年无数个寻常瞬间里最不起眼的一个。

你不会记得的。

可我站在北京的晨光里，看着电影学院的校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会让你记住我的。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你会看见我，你会知道我的名字，你会——哪怕只是远远地——看我一眼。

那一眼就够了。

我这么想着，拖着箱子，走进了那扇门。

大一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北京的冷和南方不一样，是干的、硬的。

我住在六人间的宿舍，没有暖气，窗户关不严，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

我睡上铺，头顶就是窗户。

每天晚上，我都能听见风的声音，听见室友磨牙、翻身、说梦话，听见走廊里有人半夜打电话，压低声音说“我想你了”。

我也想说我好想你。可我说给谁听呢？

我不敢打听他的消息。

不敢问高中同学“你知道木青现在怎么样了吗”，不敢搜他的名字，不敢看学校的网站。

我怕我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更怕的是——怕我搜了，发现他过得很好。不需要我，不记得我，甚至从来没有在意过我。

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可怕。

所以我忍着。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上课、排练、打工。

我在学校后门的奶茶店找了一份兼职，晚上六点到十点，一小时八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