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周六早上打来的。

沈念潮正在厨房煮粥。陆生还没醒，卧室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偶尔翻身的声音。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料理台上切出一道道金色的条纹。锅里的白粥咕嘟咕嘟冒着泡，米香混着晨光，把整个早晨酿成温吞的暖意。

手机震了。

她看了一眼屏幕，陌生号码，杭州的区号。

她把火调小，接起来。

“喂？”

“请问是沈念潮律师吗？”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像被砂纸磨过的木头，粗糙，却莫名熟悉。

“我是。您哪位？”

“我是陈国栋的弟弟，陈国强。您还记得吗？”

沈念潮的手停在半空。

粥锅还在咕嘟咕嘟响，蒸汽模糊了她面前的玻璃窗。可那个名字像一根针，细得看不见，却扎进皮肤里，一毫米一毫米地往里钻。

陈国栋。

她怎么可能不记得。

那是她律师生涯最后一个案子。也是她这辈子，唯一一个打输了、却赢了判决的案子。

“记得。”她说，声音比预想的要稳。

“我妈走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昨天凌晨。她走之前让我给您打个电话，说……谢谢您。”

沈念潮握着手机，站在原地。

窗外的阳光忽然变得很亮，亮得刺眼。她盯着料理台上那道光，很久没说话。

“沈律师？您在吗？”

“在。”她顿了顿，“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凌晨三点。走得很安详，没受什么罪。”

“我知道了。”沈念潮说，“我过去。”

电话挂断。

她放下手机，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陆生是被粥糊了的味道熏醒的。

她光着脚跑进厨房，看到沈念潮站在灶台前，一动不动。锅里的粥已经溢出来，沿着锅壁流到灶台上，在火上烧出一缕白烟。

“念潮！”

陆生冲过去关火，把锅挪开。转头看沈念潮的时候，她的脸色白得像墙上的瓷砖。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沈念潮没说话，只是把手机递给她。

陆生看到通话记录上的名字：陈国强。杭州。

她不知道这是谁，但她认识沈念潮脸上那种表情——那是她见过最接近恐惧的东西。

“念潮？”

“我以前有个案子。”沈念潮开口，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当事人叫陈国栋。农民工，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跑了，开发商不认账。他老婆扔下孩子跑了，老母亲靠捡废品养活一家三口。”

陆生听着，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我帮他打官司，告了开发商。证据确凿，法条清晰，我从来没输过这种案子。我告诉他，一定能赢。”

她顿了顿。

“法官判了，赢了。赔偿款三十万。”

“那不是很好吗？”

“很好。”沈念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判决下来第三天，他自杀了。”

陆生愣住。

“他等不了那么久。”沈念潮说，“开发商上诉，二审又要等半年。他等不了。他的腿感染了，需要截肢。他没钱。他妈借遍了所有亲戚，凑不够手术费。他就在家里，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门框上。”

她垂下眼。

“他死的那天，判决书还放在桌上。他儿子才四岁，以为爸爸睡着了。他妈跪在门口，哭得站不起来。”

陆生的眼眶红了。

“念潮……”

“我后来才知道，他死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我没接到。我在法庭上，打另一个案子。一个很简单的案子，合同纠纷，标的额两千万。”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我在为一个两千万的合同辩论的时候，他在电话那头，准备去死。”

陆生伸手握住她的手。沈念潮的手冰凉，像深冬的河水。

“那不是你的错。”陆生说。

“我知道。”沈念潮说，“我学了四年法律，打了三年官司，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错。判决没问题，程序没问题，我的代理没有任何问题。”

她抬起头，看着陆生。

“但我就是过不去。”

陆生看到她眼底的血丝，看到她微微发抖的嘴唇，看到她努力维持的平静下面，那片深不见底的海。

“你后来呢？”

“后来？”沈念潮想了想，“后来我辞职了。我考了文物修复的研究生，来了故宫。我以为换个地方，把这些东西修好，就能忘掉那些修不好的东西。”

“忘了吗？”

沈念潮沉默了很久。

“没有。”她说，“每天都没有。”

陆生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拉进怀里。

沈念潮的身体僵了一瞬，然后慢慢软下来，像冰终于开始化。她把脸埋在陆生的肩窝里，什么都没说。但陆生感觉到肩头一点一点洇湿，温热的，然后是凉的。

“我想去杭州。”沈念潮说。

陆生没有犹豫：“我陪你。”

沈念潮摇头：“你下周还有课。”

“课可以调。”

“陆生——”

“沈念潮。”陆生打断她，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十年前你没接到那个电话，现在你接到了。你要去，我就陪你去。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沈念潮看着她，很久。

“好。”她说。

去杭州的高铁上，沈念潮一直看着窗外。

陆生坐在她旁边，没有打扰她。只是把保温杯递过去，里面是早上出门前泡的梨汤。杯壁还温着，沈念潮接过去，握在手心里，没有喝。

窗外掠过一片一片的农田。麦子刚收了，地里只剩茬子，齐整整的，像刚剪过的头发。再往前是村庄，白墙黑瓦，炊烟从屋顶升起来，被风一吹就散了。

“我以前来过这里。”沈念潮忽然说。

陆生转头看她。

“这个案子之前。”沈念潮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别人的事，“陈国栋的家就在嘉兴下面的一个村子。我去过两次，一次调查取证，一次送判决书。”

她顿了顿。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还没出事。他坐在床上，腿打着石膏，但精神很好。他跟我说，等赔款下来，要给孩子买辆自行车，给老娘买件新棉袄。他让我看他儿子的照片，胖乎乎的，举着一个奥特曼。”

陆生没说话，只是把手覆在她手背上。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沈念潮的声音开始发抖，“他儿子不认识我了。四岁的孩子，不记得三个月前见过的人。他奶奶让他叫我阿姨，他就叫了。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说‘阿姨，爸爸睡着了，我们叫不醒他’。”

她闭上眼睛。

“那天下着雨，我站在那个院子里，淋了很久。我想，如果那个电话我接到了，我会说什么？我会告诉他，再等等，会好的，钱会有的，腿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她睁开眼，看着窗外。

“可是我说不出口。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好。我不知道二审要多久，不知道赔偿款什么时候能到，不知道他的腿能不能保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律师，我能做的只有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