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

“你知道吗，”她抬起头，看着我，“我有时候会想起小时候。我们三个坐在老橡树下，你说，要活得好好的。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活得好好的。现在我懂了。”

“懂了什么？”

“活得好好的，”她说，“就是活着。能呼吸，能看见太阳，能遇见对你好的人。”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擦了擦眼泪，又笑了，“阿甘那个傻子，他对你好吗？”

“好。”

“多好？”

我想了想，“他给我买巧克力，买了二十年。”

珍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又出来了。

“华，”她说，“你他妈真会说话。”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在人群里重逢了。

阿甘从医院溜出来的，屁股上还缠着绷带，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看见我们，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华！珍妮！”

他跑过来，一把把我们俩都抱住。

“哎哟——”他捂住屁股，“疼。”

我和珍妮都笑了。

我们三个人站在人群里，周围是十万人的呐喊。有人演讲，有人唱歌，有人喊口号。阳光很烈，晒得人头皮发麻。

“华，”珍妮突然说，“你说，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想了很久。

“不知道，”我说，“但得活着。活着，才能看见。”

她点点头，看着远处那个被阳光照亮的林肯像。

阿甘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珍妮，笑了，“华，”他说，“珍妮，你们都在。”

“嗯。”

“真好。”

我握住他的手。他握得很紧。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站在人群里，听了一下午的演讲和歌。

后来珍妮唱了一首歌。她站在一个临时搭的小台子上，抱着吉他，唱了一首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才能在沙滩上安睡……”

她的声音很好听，清澈，带着一点点沙哑。

唱完，人群鼓掌。她跳下台子，跑回我们身边。

“好听吗？”她问。

“好听。”阿甘说。

“你呢？”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从棉花田里跑出来的姑娘，看着她眼底那层始终没散去的雾。

“珍妮，”我说，“你会成为歌星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像冬天的火，小小的，但还能烧。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华盛顿的一个小酒吧里，喝啤酒，聊天，笑。

阿甘给我们讲越南的事，讲布巴，讲丹中尉。他讲得稀碎，东一句西一句，但我们都听懂了。

珍妮给我们讲纽约的事，讲她的乐队，讲那些酒吧，讲她爱过的人。

我没讲什么，就听着，看着他们。

夜深了，珍妮要走了。她第二天要去加州，有个演出。

站在酒吧门口，她抱了抱我，又抱了抱阿甘。

“华，”她说，“阿甘，”她说，“你们俩，要好好的。”

“你也是。”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

路灯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阿甘站在我旁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

“华，”他说，“珍妮会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