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跑过去抱他，但怎么跑都跑不到他跟前。

……

1967年10月21日，华盛顿。

我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十万人，也许更多。标语、旗帜、口号，把整个广场填得满满当当。

反战示威。

这是1967年最大的一次反战集会。我从阿拉巴马坐了两天车赶来——不是为了示威，是为了见一个人。

阿甘在信里说，他回国了，在华盛顿的军队医院养伤。臀部中了一枪，不重，但要躺一阵子。他说他不想躺，想跑。医生不让。他说那就来看示威吧，听说很多人。

我站在人群里，四处张望。

有人在演讲，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喊口号：“Hey,hey,LBJ,how many kids did you kill today?”

【嘿，嘿，LBJ（约翰逊总统的简称），你今天杀了多少孩子？】

我听着这些口号，心里有点复杂。

我是华人。我的根在中国。虽然我这辈子还没能去过，但那是我这辈子的爸妈出生的地方，是我爸埋骨的地方，是我血液里的东西。美国给了我什么？白眼、歧视、“中国佬”、“斜眼妹”。但我妈说，这地方也是我们的家。我们得活，得好好活。

所以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喊口号，是为了找一个人。

突然，人群里有人喊我的名字。

“华！”

我转头，看见一个金发姑娘从人群里挤出来，穿着褪色的牛仔外套，头发剪短了，脸上带着笑。

珍妮。

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抱得很紧。

“华！华！华！”她喊着我的名字，声音都在抖，“真的是你！”

我也抱住她，“珍妮。”

她松开我，退后一步，上下打量我，“你一点没变。”

“你变了。”

“哪儿变了？”

“头发。”

她摸了摸自己的短发，笑了，“剪了。方便。”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比几年前更深了，里面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珍妮，”我说，“你还好吗？”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冬天的火，是秋天的风，有点凉。

“好，”她说，“挺好的。我在唱歌。在纽约，一些小酒吧。挣得不多，够活。”

“那就好。”

她看着我，“你呢？”

“还不错。”

“阿甘呢？他不是也回国了吗？”

“在医院。屁股中了一枪。”

珍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个傻子，”她说，“那个傻子……”

我揽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近。

她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华，这些年，我去了好多地方。加州、纽约、旧金山。唱过歌，爱过人，被人爱过，也被人伤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飞起来了，有时候又觉得摔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