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阿甘的第一场大学橄榄球赛。

我和珍妮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塔斯卡卢萨。珍妮一路上都在唱歌，唱她新学的民谣，唱得满车的人都看我们。

“珍妮，你消停会儿。”

“我不，”她说，“我高兴。阿甘上大学了，还成了球星，咱们去看他比赛，凭什么不高兴？”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变了。这两年，她比以前爱笑了，笑得也多，但那种笑不一样——以前的珍妮，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现在的珍妮，笑起来眼睛里总像蒙着一层什么。

她外祖母去年冬天死了。她现在一个人住，自己养活自己，放学后去咖啡馆打工，周末去教堂唱诗班领唱。镇上人说起她，都说“那个库伦家的姑娘，命硬，随她爸”。

他们不知道她爸是什么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华，”她突然不唱了，“你说阿甘还记得咱们吗？”

“记得。”

“你怎么知道？”

“他记性不好，但记得咱们。”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你倒是对他有信心。”

“嗯。”

车窗外，棉花田一片一片地掠过。

比赛那天，体育场里人山人海。

我们坐在看台上，被一群白人学生围着。有人回头看我们，眼神好奇——两个亚洲姑娘，一个金发姑娘，这组合在这地方不常见。

珍妮不在乎。她站起来，双手拢在嘴边，冲着场上喊：“阿甘！阿甘！我们在这儿！”

我听不见阿甘有没有回应。但我知道他听见了。因为当球员入场的时候，他跑在最前面，跑着跑着突然回头，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他笑了。

珍妮尖叫起来，“他看见我们了！华！他看见我们了！”

我也笑了。

那场比赛，阿甘跑了三个达阵。

每次他拿球，全场都沸腾。那个曾经走路咔嗒咔嗒响的傻子，那个被人围着踢的傻子，现在在几万人面前奔跑，快得像一阵风。

最后一个达阵，他跑过整个球场，没人追得上他。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停下来，又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珍妮已经喊哑了嗓子。她站在那儿，眼泪流了满脸。

“华，”她说，“你说得对。”

“什么？”

“阿甘不是傻子。”

比赛结束后，我们在球员出口等他。

天黑了，路灯亮起来。珍妮靠在墙上，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我站在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里面冲出来。

“华！珍妮！”

阿甘站在我们面前，穿着那件沾满草屑的球衣，头发湿漉漉的，脸上还带着汗。他比以前高了一头，肩膀也宽了，但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傻傻的，暖暖的。

“你们来了！”他说，“你们真的来了！”

珍妮冲上去抱住他。他被撞得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也抱住她。

“阿甘，”珍妮闷在他胸口说，“你太厉害了。”

“是吗？”

“嗯。”

他看着她，又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华，”他说，“你看见我跑了吗？”

“看见了。”

“快不快？”

“快。”

他笑了，笑得很满足。

那天晚上，他请我们吃汉堡。三个人坐在学校旁边的小店里，阿甘一边吃一边说他的大学生活——教练、队友、训练、上课。

“上课难吗？”珍妮问。

“难，”他很诚实，“我听不懂。”

“那你怎么办？”

“我就坐着，”他说，“坐那儿，看窗外。窗外有树，有鸟，有时候有人跑步。”

珍妮笑了，“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