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

“你说，他真的会来吗？”

“会。”

她看着远处那个被聚光灯照亮的讲台，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见过——在她唱歌的时候，在她说起“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在她看着阿甘跑步的时候。

那是希望。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喊：“他来了！他来了！”

远远的，我看见一群人走上讲台。中间那个穿黑色礼服的男人，身材不高，但站在那里，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一瞬。

马丁·路德·金。

他开始演讲。

我听过他的演讲，在收音机里，在报纸上。但现场听，是另一回事。他的声音洪亮，带着布道者的节奏和韵律，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心上。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珍妮紧紧抓着我的手。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像兄弟一样坐在一起……”

周围有人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流泪，眼泪流下来，擦都不擦。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优劣来评判他们的国度里……”

珍妮低下头，肩膀在抖。

我揽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近。

“……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巍峨的山巅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纽约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的阿勒格尼山脉响起来……”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像一阵风，席卷过这二十多万人的海洋。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人群沸腾了。

欢呼声、掌声、哭声，混成一片。有人跳起来，有人拥抱，有人跪在地上祈祷。

珍妮抬起头，满脸是泪，“华，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他说，人人生而平等。”

“嗯。”

她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你说，有一天，我也会平等吗？”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从棉花田里跑出来的姑娘，看着她眼底那层这么多年都没散去的阴影。

“会的，”我说，“总有一天。”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像冬天的火，小小的，但还能烧。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回程的火车上，靠着窗户，谁都没说话。

火车轰隆隆地开，窗外的夜色一片漆黑。

珍妮突然开口：“华，我想去唱歌。”

“去哪儿唱？”

“不知道。纽约？旧金山？哪儿都行。”

“那就去。”

她转头看着我，“你呢？”

“我还没想好。”

“你不走吗？”

“走，”我说，“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我看着窗外，没回答。

为什么？因为我妈还在这儿。因为甘太太还在这儿。因为阿甘还在这儿。因为这地方，再怎么烂，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火车开了一夜。

珍妮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睁着眼，看着窗外掠过的夜色，想起那个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男人，想起他的声音，想起那二十多万人的海洋。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

我听见了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