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他说，“教练说我能上大学。”

“我知道。”

“大学是什么样的？”

“很大。有很多人。你能学到东西。”

“能跑步吗？”

“能。”

“那我喜欢。”他笑了。

我看着他的笑容，没说话。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那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报纸上天天都是核战争的新闻，学校组织了防空演习，我们蹲在课桌底下，抱着头，等警报解除。

珍妮问我：“华，你说真的会打仗吗？”

“不知道。”我想了想，好像是没打起来，“应该不会。”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又坐在老橡树下。阿甘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他知道我们心情不好，就坐在旁边，安安静静的。

月亮升起来，照在他脸上。

“华，”他说，“别怕。”

“嗯？”

“我跑得快，”他说，“真有危险，我背着你跑。”

……

1963年春天，阿甘收到了一封信，那是阿拉巴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跑步快，橄榄球队要了他。

珍妮也收到了信——孟菲斯的一所女子学院，学音乐。

我收到了本地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我妈拿不出更多钱，但她说，读，读到读不动为止。

阿甘走那天，甘太太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脸上带着笑。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整了整阿甘的衣领，然后退后一步，点了点头。

阿甘背着包，站在那儿，看着我妈，又看着我。

“华，”他说，“你来看我跑步吗？”

“看。”

“珍妮呢？”

“她也来。”

他笑了，那种笑，和六年前一样，傻傻的，暖得像阿拉巴马午后的阳光。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好像怕走快了会把什么东西落下了似的。

我站在门廊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尽头。

我妈在旁边叹了口气，“这孩子，命好。”

“为什么？”

“傻人有傻福。”她说，然后转身进屋了。

我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土路，站了很久。

1963年6月11日，我和阿甘一起站在阿拉巴马大学福斯特礼堂门口。

那天早上阿甘打电话给我，说学校有事，让我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就是教练让来。

我坐了四个小时车赶到的时候，看见的是这样的场景：几百人围在礼堂门口，有人举着牌子，有人喊着口号。最前面站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个子不高，戴眼镜，下巴抬得高高的。

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

他站在那儿，堵着门，不让两个黑人学生进去注册。

阿甘站在人群里，一脸茫然。他看见我，挤过来，“华，这是干什么？”

我没说话。我看着那个灰西装的男人，看着他对着摄像机镜头发表演说，说着“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之类的话。

这是1963年。这是美国南方。这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正在我眼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