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最轰动的事，是肯尼迪当选总统。镇上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天主教徒，不行；有人说他年轻，有活力；还有人说，不管谁当总统，棉花价钱还是那样。

阿甘听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肯尼迪跑得也快。

“他跑得快？”珍妮问。

“嗯，”阿甘很认真，“我看报纸了，他在大学的时候也跑步。”

“阿甘，你就知道跑步。”珍妮笑话他。

阿甘也跟着笑。

那年秋天，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教历史的，叫布朗先生。他是从北方来的，说话带着不一样的口音，上课讲的东西也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有一天他讲到南北战争，讲到奴隶制，讲到解放宣言。班上有几个白人学生不服气，站起来跟他争论。

布朗先生没生气，只是平静地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事实。你们可以不接受，但不能否认。”

那几个学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课后，我留下来问他问题。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惊讶，“你是……华人？”

“嗯。”

“你叫什么？”

“王华。”

他点点头，“你想问什么？”

“老师，”我说，“您讲的南北战争，是真的吗？”

他笑了，“历史书写的，不一定全是真的。但我讲的，是真的。”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想了想，又说：“王华，你很聪明。比这班上大多数人都聪明。”

“我知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有自知之明。那你想干什么？”

“读书。学东西。离开这儿。”我想了想。

“好，”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他说，“我给你列个书单。”

从那天起，布朗先生成了我的老师——真正的老师。他借给我书，教我历史、政治、文学，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王华，”有一次他说，“你知道吗，1960年，全美国能上大学的华人女孩，不到一百个。”

“我知道。”

“你想成为那百分之一吗？”

“我想成为百分之一百。”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又笑了，“好，有志气。”

196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猪湾事件。古巴那边打起来了，报纸上全是新闻。镇上人议论纷纷，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

阿甘听不懂这些，他只关心他的跑步，“华，”他问我，“打仗的话，我要去吗？”

我想了想，“不知道。”

“那我还能跑步吗？”

“也许能，”我说，“战场上也要跑。”

他点点头，好像放心了。

第二件，是阿甘进了橄榄球队。

教练发现他不仅能跑，而且不知道累，一场比赛能从开头跑到结尾，不用换人。

“这小子是天才！”教练跟甘太太说，“他能靠这个上大学！”

甘太太站在校门口，穿着那件过时的碎花裙，脸上带着那种惯常的微笑——客气，疏离，让人挑不出错。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认识。那是骄傲。

我妈也有过那种眼神——在我考了全班第一的时候，在我帮邻居老太提东西被人说了句“中国丫头还挺懂事”的时候。

那天晚上，甘太太做了饭，把我妈也叫过去。两个女人在厨房里忙活，阿甘和我在门廊上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