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苦里带着甜。

“你这孩子，”她说，“说话老气横秋的。”

我也笑了。

三岁的身体，二十三岁的灵魂。可不是老气横秋吗？

甘太太开门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她，是她身后那个男孩。

他和我差不多高，一头乱糟糟的金发，穿着过于宽大的格子衬衫，背带裤歪歪扭扭地挂着。最奇怪的是他的脚——套着两个金属架子，走起路来咔嗒咔嗒响。

他站在他妈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我。眼睛是蓝的，蓝得像我家那只缺了口的搪瓷碗里盛着的天空。

我妈把馒头递过去，用她那口福建味儿的英语说：“自己做的，给你们。”

甘太太接过去，愣了一下，眼眶突然红了。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抬起来，笑着说：“进来坐，进来坐。”

那天下午，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说话。我坐在地上，那个男孩坐在我对面，我们俩大眼瞪小眼。

“你叫什么？”他问。

“王华。”

他皱起眉头，念了好几遍，念得七扭八歪。

“王……王……好难。”

“那你叫我华吧。”

“华？”他念了一遍，眼睛亮了，“华！我会了！”

我点点头。

他笑了。那种笑，我后来看了一辈子也没看够——像阿拉巴马午后的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暖得让人想哭。

“我叫阿甘，”他说，“福雷斯特·甘。”

“阿甘，你好”。

他又笑了，笑得傻乎乎的。

“走，”他伸出手，拉住我的手，“我带你看蚂蚁。”

男孩子的手比女孩子更大一点，骨节分明，但很软。

他把我拉到后院，蹲在一棵老橡树下，指着一窝蚂蚁给我看。

“它们搬家，”他认真地说，“下雨了，它们就搬家。”

我低头看那些蚂蚁，排着队，拖着一只死去的甲虫，往树根底下搬。

“你……你不说话吗？”他转头看我。

“我在看。”

“好看吗？”

“嗯。”

他又笑了。

我妈说，甘太太命苦。男人死了，一个人带着个傻儿子，靠出租房子过活。

我说阿甘不傻。

我妈看着我，没说话。

但我知道她不认同。阿甘的智商测出来只有75，镇上人都叫他傻子，我妈也知道甘太太为了让他上学，去和校长“谈过”——谈完之后出来，头发乱了，口红蹭到了嘴角外面。

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蒸了馒头，让我端过去。

我妈是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