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岚在厂区附近租了一间很小的屋子。

房子在旧居民楼顶层，楼道窄，墙面发黄，拐角常年堆着废旧纸箱和别人不要的木板。房东太太领着她上楼时，一边拿钥匙开门，一边说这里离华川近，走路十来分钟，晚上加班回来也方便。

门打开，一股闷热又潮湿的气味迎面扑来。

屋子不到二十平，一张床，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个旧衣柜，窗子很小，开出去正对另一栋楼的后墙。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晚上高峰时还得排队。

房东太太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厂区边上便宜房就这样，你先住着，等以后挣得多了，再换好的。”

沈明岚点点头，说：“挺好的。”

她说这话时，是真的这样想。

人被生活压到某种地步之后，对“好”的标准会降得很低：有一张能躺下的床，有一道能锁上的门，有一个晚上回得去的地方，就已经算体面。

她交了押金，房东走后，屋子一下安静下来。

窗外是别人家晾的衣服，被风吹得一下一下打在栏杆上。远处隐约传来厂房的机器声，闷闷的，像城市不肯停的心跳。

她把旧皮箱放到床边，慢慢打开。

里面东西不多，叠得很整齐。两件衬衫，一条深色裙子，一件薄外套，洗漱包，证件夹，还有那颗孩子塞给她的水果糖。

她把糖拿出来，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橘色的糖纸在昏暗光线下有种微弱的亮，像某种小小的、幼稚的安慰。她忽然想起出门前，孩子站在门口，眼睛红红地把糖递给她，说：“妈妈，给你吃，路上不要怕。”

那时她笑着接过，转身走到楼道口，眼泪却差点掉下来。

现在想起来，胸口还是发酸。

她坐在床边，拿起那颗糖，轻轻握在掌心里。糖纸发出细碎的响声，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楚。过了很久，她才把它重新放回桌上，像放下一件舍不得碰碎的东西。

手机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到了吗？”老人问。

“到了。”她尽量把声音放得平稳些，“房子也租好了。”

“住得怎么样？”

“挺好的，离厂子近。”

电话那头顿了顿，大概是老人也知道她在报喜不报忧，却没有拆穿，只是低低叹了口气：“孩子刚才还在找你，说晚上要跟妈妈睡。”

沈明岚手指猛地蜷了一下。

窗外一阵风吹过，玻璃轻轻震动。她低着头，半晌才“嗯”了一声。

母亲又说：“你放心，孩子我带着。你在外头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别太拼命。”

她听着，鼻尖忽然有点酸。

这世上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人疼你，而是有人疼你，你却还是得自己去扛。

“我知道。”她说，“你们也顾好身体。”

挂了电话，屋子重新安静下来。

她坐了很久，最后起身，去公共厨房烧了一壶水。水壶是旧的，底座有些发黑，烧开时发出尖锐的呜鸣。她拿搪瓷杯接了半杯热水，坐到桌前，从包里取出那本记账小本子。

第一页写着日期。

第二页写着现有存款。

第三页是每月必须支出。

房租，生活费，寄回家的钱，孩子的奶粉钱，老人的补贴。

她算得很慢，也算得很清楚。

水汽从杯口升上来，把她的睫毛熏得有点潮。她伸手揉了揉眼睛，继续写。那动作很轻，也很熟练，像她早已习惯把所有狼狈都关在纸面和数字里。

等一切写完，她合上本子，看向窗外。

对面楼里陆续亮起灯，有人在炒菜，有人在大声说话，有孩子跑来跑去，楼道里传来电视机的广告声和锅铲碰撞声。人间烟火明明很近，她却像被隔在玻璃后面，只能远远地看。

她忽然有一点想家。

想孩子，想母亲，想那个已经不在了的人，想从前那个虽然拮据，却至少有人可以商量的日子。

可这些念头很快就被她压了下去。

人一旦开始想回头，就容易走不远。

而她没有资格回头。

第二天一早，她提前到了厂里。

南屿清晨的风比临川更潮，也更硬。厂门外已经有工人陆续进出，男多女少，大多穿着洗得发旧的工装，边走边说话，嗓门很大。偶尔有人朝她看一眼，大约是觉得她不像来上班，更像来找人的。

她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一下，才往里走。

人事给她安排的试岗岗位在销售部。办公室不算大，几张桌子挤在一起，桌上堆着报价单、样品册、传真纸和半凉的茶杯。电话声此起彼伏，墙上贴着销售区域图和月度指标表，空气里混着烟味、复写纸味和一种说不清的焦躁气息。

带她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员工，叫孙静，短头发，说话利落，一边翻资料一边告诉她：“咱们这边不是你想的那种坐办公室打电话就行，业务员要跑市场、催回款、跟经销商磨，还要盯发货、盯售后，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

沈明岚认真听着，不时点头。

孙静抬头看她一眼：“以前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