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格外冷。

临川不常下雪，风却很硬，顺着街巷和楼缝灌进来，吹在人脸上，像细细密密的刀。医院门口的梧桐叶早落尽了，只剩一截一截发黑的枝桠伸向天，干枯得像某种无声的求救。

沈明岚抱着孩子，从住院部大门走出来时，天已经快黑了。

她怀里的孩子才三岁，哭累了，伏在她肩头昏昏沉沉地睡着，小手还攥着她衣角，指尖很凉。她却感觉不到冷，或者说，她整个人已经冷过头了，连神经都像是被冻得发木。

刚才在楼上，医生摘下口罩，对她说：“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她站在那里，听见了，也像没听见。

白色的灯，白色的墙，白色的床单，连那几个字都白得发空。她丈夫沈志远躺在病床上，脸色灰败得像一张揉皱的纸，安静得近乎陌生。昨天晚上他还在说，等这个月工资发了，要给孩子买双新鞋，说她那件灰毛衣穿了太久，过年给她换件新的。

他说的时候还笑了一下。

而今天，他已经再不会说话了。

风从医院门口穿堂而过，吹得她耳边嗡嗡作响。死亡证明被折在包里，边角硌着她手臂。她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孩子，孩子睡得并不安稳，睫毛还湿着，眼皮时不时轻轻颤一下，像在梦里也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失去了。

有人从身边经过，匆匆忙忙。

有人在打电话，说晚上吃什么。

有人抱怨天太冷，车太难打。

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离开而停顿。

真正令人难堪的，不是失去本身，而是你还没来得及悲痛，生活已经逼着你去想下一步。

她站在台阶上，忽然觉得脚下空得厉害。

不是想哭，也不是想喊。

只是脑子里很安静地冒出一句话：

从今天起，没有人能替她扛了。

她抱紧孩子，慢慢下台阶。

外套不厚，怀里的孩子却很沉。她走得很稳，脊背挺得笔直，像再多一点弯曲都会把她整个人压垮。出租车停在门口，司机探出头来问她走不走，她点头，把孩子先抱进去，自己再坐进去，报出家里地址的时候，声音轻得几乎不像自己。

车窗外灯影后退，夜色一点点落下来。

孩子在她怀里动了动，迷迷糊糊喊了一声“妈妈”。

她应了一声，喉咙却忽然发紧。

“爸爸呢？”孩子又问。

这一次，她没有立刻回答。

车里很暖，暖得让人眼眶发酸。她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那张脸苍白、疲惫、安静，眼里像是有东西裂了，却还死死撑着，不肯碎给任何人看。

过了很久，她才低头，轻声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

孩子没听懂，只是本能地往她怀里缩了缩。

她轻轻拍着孩子的背，一下一下，动作很稳。

她不能乱。

至少现在不能。

葬礼办得很简单。

不是因为她薄情，而是因为这个家没有多少东西经得起铺张。亲戚来了一些，邻居来了一些，灵堂里香火缭绕，人来人往，叹息声和安慰声交织成一团模糊的背景。人人都对她说“节哀”，人人也都知道，节哀这两个字，在现实面前最轻。

沈明岚坐在一张矮凳上，头发一丝不乱地挽着，黑衣黑裤，脸上没有妆，眼圈却始终是干的。

有人私下里说她太冷静。

也有人说，年轻轻轻守了寡，怕是还没反应过来。

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没有悲伤，而是悲伤暂时排不上号。

棺木、白事、欠下的医药费、下个月的房租、孩子的奶粉、幼儿园的学费……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压下来，像石头，没有一块会因为你是女人、是寡妇、是母亲，就自动轻一点。

那天夜里，送走最后一拨亲戚，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抽屉里的存折、票据、零钱、借条，一样一样摊开。

屋里很安静，只能听见墙上老式挂钟一下下走动的声音。

桌上的灯泡瓦数不高，光线发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孩子已经在里屋睡着了，呼吸平稳，偶尔翻个身，发出细小的响动。

她拿着笔，一笔一笔地算。

丈夫生前工资不高，家里原本就不宽裕。前些年老人看病，借过一笔钱，还没还完。这次抢救又花了一大笔，卡里剩下的钱少得几乎让人不敢多看。

她重新算了一遍。

又算了一遍。

最后她把笔放下，手指按在账本边缘，许久没有动。

窗外风吹着防盗网，发出轻微的哐啷声。隔壁住户电视没关，嘈杂的对白断断续续传进来，像一场与她毫不相干的热闹人生。

她低着头，忽然觉得胸口像堵了一团棉，涨得厉害，连喘气都不舒服。

直到这一刻，她才终于有一点想哭。

可眼泪刚刚涌上来，里屋的孩子却翻了个身，小声喊了一句：“妈妈……”

她一下子就把眼泪逼了回去。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床边，替孩子把被角掖好。

孩子睡着的时候很乖，脸埋在枕头里，小小的一团。她蹲在床边看了很久，终于抬手碰了碰孩子的额头，动作轻得像碰什么易碎的东西。

“你别怕。”她低声说。

也不知是在对孩子说，还是在对自己说。

“妈妈在。”

那一瞬间，她忽然明白，自己往后的人生大概不会再有谁来替她遮风挡雨了。

从今天开始，她既是屋檐，也是去路。

一个月后，她辞了原来的工作。

商场行政的那份工作稳定、清闲，也低薪得清楚。要养活一个孩子，靠那点钱，根本不够。更何况在临川这座城里，她抬头低头都是旧日痕迹，连街角的早餐摊、医院门口的公交站、丈夫常去的修鞋铺，都能把记忆轻易扯出来，令她无处可躲。

有人劝她再嫁。

有人劝她把孩子交给老人，自己先顾前程。

也有人语重心长地说，女人这辈子，单靠自己太难了。

沈明岚都听着，听完只是笑笑。

她当然知道难。

可比起把命交给别人，她更愿意自己撑。

后来，一个远房表哥从南屿回来，说那边工业厂多，机会也多，华川电器正在招业务员，门槛不算高，只要肯跑。

“就是辛苦。”表哥说，“女人去做销售，不容易。”

她问：“工资呢？”

表哥报了个数字。

不算高，却比她现在强。更重要的是，那里面有提成，有变数，有往上走的可能。

那天晚上，她坐在灯下想了很久。

窗外夜色沉沉，孩子睡在她身边，小胳膊搭在她腿上，睡得很沉。她低头看着那只小手，忽然觉得心像被什么轻轻揪了一下。

她知道，一旦离开，孩子就得先留在老家托母亲照看。

她会错过他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吃饭，第一次会写名字，第一次换牙，第一次放学回家跑着喊妈妈。

可如果她不走，往后他们母子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窄。

她想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她才终于下定决心。

有些路不是你喜欢才去走，

而是你不走，就没有活路。

三月初，她南下去了南屿。

火车开得很慢，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人带着大包小包去投奔亲戚，有人抱着孩子去外地打工，有人一路上都在打牌、说笑，仿佛人生总有下一站在等。

她靠窗坐着，膝上放着一个旧皮箱，里面只有两套换洗衣服，一本证件夹，一本记账的小本子，还有孩子临出门前塞给她的一颗水果糖。

糖纸是橘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