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着手机坐在那里。

窗外的蝉叫声从阳台的方向涌进来，一浪一浪的。

我把语音又听了一遍。

还是那三秒。“南舟。辛苦了。”

然后我打了一行字回过去。

“你也是，陪了我一年。”

他那边过了大概半分钟回了三个字。

“应该的”

考完以后的日子像被人把骨头抽掉了。

前九个月的每一天都是被框死的，几点起床，几点上课，几点考试，几点做题，几点睡觉。现在那个框突然消失了，一整天摊开在面前，空荡荡的，反而不知道该往哪里迈脚。

前三天我几乎什么都没干。

睡觉，吃饭，看电视，再睡觉。手机里的消息看了不回，回了不看。果真像他那时考完的状态，但好在我没有连着吃六七桶泡面。

申易程叫我出去打球，我说不去。卢晓宁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书店，我说改天。

我妈说我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你就不能出去走走？”她把一盘西瓜放在我床头柜上。

“不想动。”

“那你在家待着也别一直躺着，腰会坏。”

“我的腰已经被高三搞坏了。”

“那你更应该出去走走。”

我把西瓜吃了两块，翻了个身，继续躺着。

第四天的时候，礼知远给我打了个电话。

是下午三点多，我正窝在沙发上看一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电视剧，演的是两个人在吵架，吵了半天我也没看明白他们为什么吵。

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按了接听。

“干嘛呢？”他问。

“看电视。”

“看什么？”

“不知道。两个人在吵架。”

“好看吗？”

“不好看。但我懒得换台。”

他在那边笑了一声。很短的一声，从鼻腔里出来的。

“你这几天都在干嘛？”

“躺着。”

“除了躺着呢？”

“吃西瓜。”

“除了躺着和吃西瓜呢？”

“想想我还能干什么。”

他又笑了。

“你可以把之前没写完的那首词写完。”他说。

我愣了一下。

那首没写完的《念奴娇》。五月份在野罂粟本子里起了个头，改了好几遍，最后一个字旁边画了个问号，一直没再碰过。

“你怎么知道我有词没写完？”

“你之前说过。五月中旬的时候你发消息说最近脑子全被卷子占了，连词都写不出来了。”

一条随口发的抱怨，一个月以后，他还记得。

“那首词我不打算写完了。”我说。

“为什么？”

“因为当时写的时候心境不对。现在再看那个开头，跟现在的状态接不上了。”

“那就重新写一首。”

“写什么？”

“写你现在的心境。”

“我现在的心境就是一个瘫在沙发上不想动弹的废物。”

“那就写一首关于废物的词。”他说，语气很正经，“《废物令》。”

“没有这个词牌。”

“那就创一个。”

我终于笑了。考完这几天以来第一次笑得有声音。

电视里那两个人还在吵。我把音量调低了一点。

“我过两天可能会出去走走。”我说。

“去哪？”

“不知道。可能去书店。可能去学校看看。”

“学校有什么好看的？”

“石桥。柳树。臭水沟。”

那边安静了一两秒。

“桥还在吗？”他问。

“在。”我说，“石狮子也在。柳树也在。那块翘起来的砖也在。”

“那挺好。”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淡。淡得像水面上的一圈涟漪，荡开就没了。

但我知道他听到“石桥”的时候在想什么。

或者说，我知道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等出了分再说吧。”我把话题拐了回来。

“嗯。”他说，“出分是几号？”

“二十五。”

“六月二十五？”

“嗯。”

“我记着了。”

这几个字他说得很平。

像把一颗钉子轻轻地按进墙里，没用锤子，就是用手指慢慢地推进去。

挂了电话以后我在沙发上又躺了一会儿。

电视里那两个人终于吵完了，开始哭。

我把电视关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客厅的挂钟在滴答。

六月二十五。

还有十几天。

这十几天里，六百多分或者五百多分，京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所有的可能性都悬在半空中，像一枚还没有落地的硬币。

我不知道它会正面还是反面。

但我知道，不管落到哪一面，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那座城市里，有一个人记着这个日期。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找了一支笔，翻开野罂粟本子。

翻到五月那首没写完的《念奴桥》。

看了一遍那个开头。

然后翻过那一页，找了一张空白的。

笔尖落在纸上。

不是《念奴娇》，也不是《废物令》。

窗外蝉声很大。下午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一道亮线，照在本子的边角上，纸面上泛着一层毛茸茸的暖光。

我写了一个词牌名。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走。

《定风波·远舟》

别后江声入骨深，拾君一字筑诗城。

北雁南栖终作岸，风满，干帆过尽此身横。

墨是浮槎笺是渡、知否?人间烟雨俱曾经。

却看潮痕平复处，如故，春山与我两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