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一天，电视上有条新闻热了起来。

某地一中学老师在班上传播“传统道德观念”，点名嘲笑一个留长发、举止偏柔的男生，说他“不男不女”，被学生录音发到网上，引起一片骂声。

我妈难得感叹了一句：“现在的小孩胆子真大，上课也敢录音。”

我坐在一旁刷题，眼睛余光瞄了一眼电视屏幕。

画面里打了马赛克的男生低着头，背有点弯。老师指着他，嘴型一张一合，看不清内容，但看得出表情刻薄。

那条新闻在微博上被转发了很多次。评论区里，有人骂老师，有人骂学生，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太玻璃心”。更多的是“呵呵”和“这不就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吗”。

晚上，我忍不住提了这件事。

“你看了那个新闻吗？”我给他发。

“哪个？”他回。

“某地老师上课骂学生‘不男不女’那个。”

过了一会儿，他回：“看了。”

“你怎么看？”我下意识打出这句话。

那头隔了好一会儿才回。

“怎么就你怎么看了。”他把问题丢回来，“你怎么看？”

我趴在桌上，想了几秒。

“以前老师骂人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写，“只是那时候没微博。”

“有些人被骂完一辈子都不敢回头，有些人就会拿起手机录下来传上去。”

“你觉得后者勇敢吗？”他问。

“挺勇敢的。”我回，“不一定只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被骂的人。”

过了一会儿，他发：“那你呢？”

“我怎么了？”

“你在教室被老师点名过吗？”

“有过。”我想到了一次数学课上被周老师点名当着全班念错的题解，苦笑了一下，“不过只是很正常的小批评。”

“那还好。”他那边发，“我以前有个同学 因为成绩下滑被当众骂了一节课那节课全班没人抬头看他。”

我顿了一下。

“你呢？”我没忍住问。

“我看了，”他写，“但没敢说话。”

那一刻，我几乎能看见某个闷热的夏天，某间教室里风扇转得吱呀作响，一个男生站在讲台边，老师一边拍试卷一边训他，周围满是低着头看桌面的人。

只有一个人抬起了头。

“那你现在要是再遇到这种事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可能会拿起手机。”

“也可能还是不敢说话。”

“你呢？”

我看着这几个来回，突然发现我们其实一直在绕着一个不明说的东西打转。

“我可能连手机都不敢拿。”我很老实，“我当时连给你发句加油都不敢。”

“那你现在还敢说‘挺勇敢’。”他发。

“站在别人身上说着容易。”我回，“轮到自己就怂。”

那边沉默了几秒。

“怂也没什么。”他最后发，“大部分人都是怂的。”

“那说勇敢给谁听？”我问。

“给那少数不怂的人听。”他回。

“比如拿起手机那个。”

这场绕来绕去的讨论最后落在一个很微妙的点上。

我们两个都承认了自己的怂。

也承认了一种“希望有人不怂”的期待。

我没敢往下想。

但那晚蝉叫得格外响，我靠在床头，拿着手机屏幕看着那行“怂也没什么”，觉得这个夏天的热似乎没有那么难熬了。

哪怕我们两个都怂。

哪怕我们两个都只敢在短信里绕圈子说话。

已经比以前只会一个人背着书包、从石桥走过的日子，多了一点什么。

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我被我妈用同一句话从现实里拽出来。

“你一天到晚拿着手机。”

“多看点书，别老玩。”

“眼睛都要瞎了。”

有天晚上她推门进来，我正在给他讲《水调歌头》里的“中秋”意象，手机被我捧在手上，屏幕的光把半张脸照得发亮。

她皱着眉头：“你跟谁天天发消息？”

“同学。”我下意识把手机扣到桌面上。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这问题她也问过不止一次。

“男的。”

她“哦”了一声，语气里明显松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