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0日，凌晨一点。

雨停了，但湿气还滞留在空气里，沉甸甸的，像浸了水的棉絮。副楼312房间的窗户开了一条缝，夜风钻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寒意。

罗志文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他睡不着。

喉咙有点痒，像有根羽毛在轻轻搔刮。他清了清嗓子，痒意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一种干燥的、微微的刺痛。

他坐起来，打开床头灯。昏黄的光照亮了房间一角，也照亮了书桌上那包还没吃完的饼干——昨晚和周寻分着吃的那包。

想起昨晚，想起防雨棚下那短暂的、共享的平静，罗志文心里涌起一丝复杂的暖意。但很快，这丝暖意被喉咙里越来越明显的异物感冲散了。

他下床，走到书桌前，拿起水杯。水是凉的，他喝了一大口，试图压住那股痒意。

没用。痒变成了干，干变成了轻微的灼热。

他放下水杯，手无意识地摸了摸额头。皮肤的温度似乎……比平时高一点？

不，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刚才喝了凉水。也许是房间太闷。

他走到窗边，把窗户开大了一些。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寒颤，但喉咙的灼热感并没有缓解。

一种熟悉的、冰冷的恐惧，开始顺着脊椎慢慢爬升。

他想起封城前看到的那些新闻：发热、干咳、乏力……初期症状。

他想起昨天看到群里有人转发的一篇文章：《新冠肺炎早期症状识别指南》。

他想起昨晚搬货时，雨那么大，他好像……淋湿了一点？

不，不可能。他戴了口罩，穿了外套，周寻还让他尽量别淋雨。

但恐惧不讲逻辑。它像藤蔓，一旦开始生长，就会疯狂地缠绕、蔓延。

罗志文走回床边坐下，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尖冰凉，但掌心在出汗。

他需要确认。立刻，马上。

他站起来，走到行李箱旁，从最里面的夹层翻出一个塑料盒——是他的常备药箱。里面有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还有一支电子体温计。

那是去年冬天他感冒时买的，后来一直没用过。

他拿出体温计，用酒精棉片擦了擦探头，然后放进嘴里，压在舌下。

等待的三十秒，像三十年一样漫长。

他盯着体温计小小的屏幕，看着数字从“LO”开始跳动，慢慢上升：36.5……36.7……36.9……

心跳越来越快，撞得胸口发疼。

37.0……

37.1……

37.2。

数字停住了，不再上升。

37.2℃。低烧。

罗志文盯着那个数字，感觉全身的血液好像瞬间凝固了。体温计从嘴里滑出来，掉在床上，发出轻微的“嗒”一声。

他呆呆地坐着，大脑一片空白。

几秒钟后，空白被汹涌的恐慌填满。

完了。他想。我完了。

喉咙的干痒、额头的微热、昨晚的淋雨、37.2℃的体温……所有碎片拼在一起，指向一个他最害怕的结论。

他可能感染了。

在这个封城的江城，在这个医疗资源崩溃的江城，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江城。

他可能……会死。

这个念头像一把冰锥，狠狠刺进他的心脏。他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停下，双手插进头发里，用力抓扯。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周寻。

昨晚他们还站在一起吃饼干，还一起分装蔬菜，还……还离得那么近。

如果自己真的感染了，那周寻呢？那些一起搬货的员工呢？那些住客呢？

恐慌像海啸，瞬间淹没了他。他感到呼吸困难，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

不。不能慌。他对自己说。不能慌。

他想起在团购群里看过的那些社区通知，想起新闻里反复强调的流程：发热上报，自我隔离，等待筛查。

对。流程。必须按流程来。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拿起手机，手指颤抖着，点开了周寻的微信。

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昨晚，周寻说：“饼干挺好吃的。”

罗志文盯着那句话看了两秒，然后开始打字。每一个字都像有千斤重：

“周经理，抱歉这么晚打扰。我刚刚量了体温，37.2℃，喉咙有点干痒。我可能需要……按流程上报。”

发送。

消息变成“已送达”的瞬间，罗志文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他瘫坐在床上，盯着手机屏幕，等待回复。

每一秒都像在刀尖上行走。

一分钟后，手机震动。周寻回复了，只有两个字：

“收到。”

没有问号，没有感叹号，没有任何情绪。就两个字。

“现在开始，不要离开房间。不要接触任何人。等我电话。”

罗志文回复：“好。”

他放下手机，环顾这个小小的房间。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卫生间。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他的隔离病房，他的囚笼。

他想起在群里看过的《发热病人居家隔离规范》，里面提到要“一人一间房”、“加强通风”。他走到窗边，将窗户开到最大，冷风灌入，他却觉得肺部的灼热感更清晰了。规范里还说，出隔离房间要戴口罩。他盯着门把手，犹豫着是否要戴上口罩再去卫生间——即使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走到卫生间，用肥皂仔细洗手，洗了两遍。然后他拿出酒精喷雾，开始喷洒门把手、桌面、手机、体温计……所有可能接触过的地方。

动作机械，但手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