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赵逸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你值得。”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等她回应，转身离开了教室。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楼梯拐角。

陈昭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本习题册。封皮的边缘硌着她的手心，有点疼，但那种疼痛是真实的、具体的，不像心里那份模糊而庞大的情绪——那种混杂着惊喜、困惑、惶恐和某种酸涩甜美的情绪。

她坐回座位，重新翻开习题册。这次她看得更仔细了，一页一页地翻，一道题一道题地看。她发现有些注解的笔迹颜色不同，显然是分好几次写的；有些地方有涂改的痕迹，可能是后来发现了更好的方法；还有一些页角有折痕，大概是经常翻看的那几页。

翻到中间某一页时，一张小小的纸片飘了出来，落在桌上。

陈昭捡起来。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一道题——正是刚才困住她的那道圆与三角形的证明。但这张纸上写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如果辅助线有无数种画法，你怎么知道哪一条是对的？”

字迹是赵逸的，她认得出来。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很匆忙，几乎要淡得看不清：

“有时候需要先证明它们相似，才能知道哪条路走得通。”

陈昭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树枝敲打玻璃，发出“嗒、嗒”的声响。她忽然想起小组汇报那天，王琳质疑时赵逸从容的回应，想起他准备好的那些材料，想起他说“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到”时的坦然。

也想起自己躲在公告栏前，看着他名字出现在光荣榜上时的卑微。

可是现在，这本写满注解的习题册就在她手里。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他画的每一张图，他标注的每一个“易错点”——都在告诉她：他看见她了。不仅看见，他还记住了，还分析了，还准备了应对方案。

就像他准备那些材料应对王琳的质疑一样。

陈昭合上习题册，把它小心地放进书包最里层。然后她拿起笔，重新摊开那张“冲刺卷”，在刚才卡住的那道题旁边，开始写解答步骤。

这一次，她没有再卡住。

笔尖流畅地在纸上移动，一个又一个等式，一条又一条推理，像被解开绳结的线，顺畅地延伸下去。她写到赵逸标注的那个“关键转折点”时，停顿了一下，想起他刚才说的话：

“有时候需要先证明它们相似，才能知道哪条路走得通。”

她继续写下去。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时，教学楼锁门的铃声响了。

陈昭收拾好东西，关掉教室的灯。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在尽头幽幽地亮着。她走到楼梯口时，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第四排靠窗的位置，赵逸的座位空着，椅子整齐地推进桌下。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那片空地上投下一小片清冷的光斑。

她想起他刚才坐在这里的样子——侧着身，握着铅笔，专注地在草稿纸上画图。想起他说话时睫毛垂下的弧度，想起他说“你值得”时平静的语气。

陈昭转过身，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教学楼里回响，一声，一声，像是某种缓慢而坚定的心跳。

她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绕道去了操场。冬夜的操场空旷无人，跑道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她走到旗杆下——他们小组测量过的地方——抬起头。

旗杆笔直地指向夜空，顶端消失在黑暗里。她想起那天测量的情景，想起赵逸拉开卷尺的手，想起他说“12.7米”时平稳的声音。

也想起自己那些隐秘的测绘——关于他水杯的位置，他起身时椅子的声响，他思考时敲笔的频率。

陈昭忽然意识到，也许她一直在测量的，根本不是旗杆的高度，也不是影子的长度。

而是她和他之间的距离。

那个距离，也许就像这道几何题——看似复杂，看似无解，但只要找到那条正确的辅助线，只要证明某些“相似性”，一切就会豁然开朗。

她不知道那条辅助线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但她现在知道了一件事：

有人正在用他的方式，回应她的测量。

那本习题册就是证据。那些注解，那些手写的思路，那些折角的页码——都是证据。

陈昭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里亮得刺眼。她打开通讯录，手指在“赵逸”这个名字上悬停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按下去。

她只是打开备忘录，新建一条，输入：

“今天学会了：有时候需要先证明相似，才能找到正确的路。”

保存。锁屏。

手机屏幕暗下去，重新融入夜色。操场上的风更冷了，吹得她裹紧了围巾。她最后看了一眼旗杆，转身朝宿舍走去。

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跑道上延伸，像一道黑色的辅助线，笔直地指向远方的灯火。

而她没有看见的是，教学楼的某扇窗户后，有人正站在那里，看着操场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赵逸握着那本借出去的习题册的“副本”——他自己留下的那本，翻开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脚，用铅笔写着一行很小的字：

“如果辅助线有无数种画法，你怎么知道哪一条是对的？”

他看了那行字很久，然后拿起笔，在下面添了一行：

“也许应该先问问，你想连接的是哪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