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三十一年，冬。

京城的雪下得格外早，十月刚过，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已覆了薄薄一层白。工部衙门的暖阁里，地龙烧得正旺，沈砚坐在案前批阅最后一批岁修奏报，手边的茶已凉透，他却浑然不觉。

窗外传来年轻官员的议论声，隐隐约约：

“……沈尚书今日又宿在衙门了？”

“可不，这都第几日了？听说府上连个暖床的人都没有……”

“真真是‘孤臣’……”

沈砚笔尖未停，仿佛没听见。这些议论，他听了十年，早已习惯。从永初二十一年被贬为从八品主事，到如今官复原职、更进一步成为工部尚书、太子少保，这十年里，同僚劝过他纳妾，陛下赐过婚，连远在江宁的老母亲都曾拖着病体进京，哭着求他“给沈家留个后”。

他都拒了。

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北疆水利未竟，江南漕运待修，臣无心家事。”

冠冕堂皇，无懈可击。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真正的理由，藏在怀中那支玉簪的断口里，藏在北疆每年冬月托商队送出的厚衣裳里，藏在每一个批阅奏报到深夜、抬头望见北斗七星时的恍惚里。

“大人，”长随轻手轻脚进来，“《山河水利志》的初稿，翰林院送来了。”

沈砚放下笔：“搁这儿。”

厚厚三大册手稿堆在案头，墨香犹存。这是他耗时五年主编的巨著，汇集了大周十三省的水利要略、历代治水得失、以及他这十余年实务所得。陛下亲题书名，命刻版印行，颁行天下州县。

他翻开扉页，目光落在编纂名单上。

主编：沈砚。

下面是一长串协修、参校的名字，工部、翰林院、各地河道官员……都是这十年与他并肩治水的同僚。可看着这些名字，他眼前浮现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那个本该在编修之列，却永远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名字。

谢蕴。

谢云舒的父亲，当年因查金矿案蒙冤而死的江宁知府。那本未完成的《江南水利考》，是谢蕴毕生心血，也是沈砚编纂此志时最重要的参考。他在志中特辟一章，详述谢蕴的治水理念，字里行间，满是敬意。

合上书稿，沈砚走到窗边。雪已停了，月光照在积雪上，泛着清冷的银辉。庭院里那株老梅，是他十年前从江宁移栽过来的，如今已亭亭如盖。每年腊月开花时，他都会在树下站一会儿，什么也不做，只是站着。

仿佛这样，就能回到某个雪夜，某个女子披着斗篷从月门走来，手里捧着刚折的梅枝，笑着说：“沈大人，添些生气。”

十年了。

那个女子如今在宁古塔，在比北更北的地方，活着。他知道——每年秋冬，北疆实务司的主事都会在例行禀报中，附一句关于“纺车娘子”的近况：

“谢先生身体尚可，今冬又改良了织机。”

“屯所学堂已有三十七个孩子识字。”

“边民为她立了长生牌位……”

每一句，他都反复看，然后小心折起，收进书案最底层的暗格里。那里已积了厚厚一沓，是他这十年，关于她的全部消息。

“大人。”长随的声音又响起，带着犹豫，“老夫人从江宁捎信来，说……说若您今年再不纳妾，她便要亲自进京，跪在宫门前求陛下做主。”

沈砚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回信告诉母亲，北疆新渠开凿在即，臣需亲往督工，归期未定。让她……保重身体。”

长随欲言又止，终是躬身退下。

暖阁里重归寂静。沈砚重新坐回案前，翻开《山河水利志》的末卷。最后一章是他亲笔所写的“治水心要”，其中有一段：

“……昔人有言，治水如治心。水无常形，因地而流；心无常态，因事而变。然万变不离其宗——水之宗在利万物而不争，心之宗在守正道而不移。故治水者，当先治心；心正，则水顺；心清，则流澈……”**

写到这里时，他曾停笔许久。

眼前浮现的，是谢云舒在江宁书房说这话时的模样——那时她指着墙上的水利图，眼中闪着光：“父亲常说，治水如治心。心乱了，水就乱了。”

他当时深以为然。

如今十年过去，他治了无数条水，修了无数道渠，却始终治不好自己心里那条暗流——那条日夜奔涌、不肯停歇的、关于她的暗流。

“沈尚书好雅兴。”

门外忽然传来声音。沈砚抬头，见是内阁首辅陈廷敬。老首辅须发皆白，披着厚重的貂裘，由仆从搀着走进暖阁。

沈砚连忙起身：“陈公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来看看你。”陈廷敬在暖榻上坐下，目光扫过案头那三大册书稿，“《山河水利志》……成了？”

“初稿已定，年后刻版。”

“好，好。”陈廷敬点头，沉默片刻，忽然问，“砚儿，你今年……三十有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