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近在一家连锁快餐店里坐下来，什么也没点。他咄咄逼人地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回来，是不是真的抛弃了我的母亲。我说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说，你说说看你的苦衷是什么，我好好地听一听，这个苦衷是不是能把你头上戴着的不孝的帽子给摘下来。

我垂下眼睛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被气得连声咳嗽。他说，你这些年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为什么连大学都不上了？你妈妈出了车祸以后你说在外地上学，一时来不了，我们也能理解，但你为什么就能狠下心来这么多年都对她不管不问呢，你是独生女，是她一手抚养长大的，她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她在你的身上可是倾注了全部心血。

我小声说，她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她。

他用探寻的目光注视了我许久，无可奈何地重重叹了一口气。他把母亲的身份证交给我，一并塞进我手里的还有一张养老院的名片。

他说，你去看看你妈妈吧，她的病更加严重了，也许连你都认不出来了，你要知道，她是因为高龄生下你才落下的病根，文杰去世以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要是清醒着，肯定会感到无比寒心的。

我的拇指和食指像钳子一样使劲地捏着叠在一起的身份证和名片的一角，捏得指腹都发红了。我默默地坐了很久，抬起头来的时候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我迷茫地站起来朝售票处走去。

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我直奔卧室，看到床上熟睡的晖晖才放下心来。他不见人影。我疲惫地走到客厅，整理起散落在桌上和地上的衣服、玩具。桌上放着一个打开的饼干罐子，我会在里面装满小蛋糕、饼干和少量糖果，晖晖独自在家的时候饿了就可以自己拿来吃。现在里面的蛋糕和饼干被一卷彩色的、印满字的纸所取代。我疑惑地把纸取出来，将客厅的另一盏灯打开，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是不同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宣传单。我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起来。

为了给晖晖和我自己买药，我经常光顾一家位于上班路上的药店。这家店一直是老板和老板娘轮流看店。老板是一个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中年男人，从来不主动招呼客人，只坐着等待客人开口询问，再慢吞吞地起身，准确无误地从货架上拿出他们需要的药。老板娘焦美玲则是截然相反的性格，她热情地、乐呵呵地跟走进门来的客人打招呼，可顾客说出的一长串药名也许会令她面露难色，她一边说着无关紧要的小事分散客人的注意力一边皱眉找着，嘴里无意识地蹦出，哎呀，放在哪儿了呢？不好意思地对客人笑了笑，然后朝里间喊了一声，把他的老公叫出来。

他把药的位置换了，她微笑着解释说，丝毫不感到尴尬。

因为我是常客，她总是能很快地找到我需要的那几种药，还会主动询问晖晖的情况，跟我分享治疗哮喘的民间偏方和一些只有病患家属才会注意到的细节。她颇有心得地说，我儿子也是先天性哮喘，是我老公那边传下来的，他的哥哥也有这个毛病，十多岁的时候下河游泳溺水死了，我们带儿子去过外地有名气的大医院，都说不能治愈，但是我偏不信这个邪，我辞掉工作留在家里照看他，督促他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他除了吃药，就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现在已经在高中了。

虽然我从来只谈儿子的病情，其他的一概不说，焦美玲大约也能从我买的几样药当中察觉到不同寻常的情况。有一次我无意中抬起手，被焦美玲瞧见我手臂上有一块紫红色的淤青。她在结账的时候低声对我说，需要帮助的话就告诉我一声，我会帮你的。她轻轻地、别有深意地握了握我放在柜台上的手。

焦美玲打探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我变得十分抗拒，不去她家买药，改去另一家并不顺路的药店。有一次我忘了把装药的袋子藏进包里，刚巧被站在药店门口的焦美玲看个正着，她什么也没说，露出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的亲切友好的笑容。

从老家回来的第三天，我在下班的途中再次踏入药店。焦美玲坐在柜台里面，用同情的目光凝视着我，好像预知了我的到来。我说要买一只烫伤膏，但是结账以后没有马上离去。焦美玲那对精明而洞察一切的双眼忽闪了两下，敏锐地意识到我在此逗留的目的。她把正在看电视的老公叫出来，让他看一会儿店，然后把我带到里间。

她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被你老公打了？

我迅速地望了一眼半开着的门，没有回答。焦美玲像一阵风似的跑过去把门关上。我一声不响地解开衬衫袖口上的两粒扣子，把衣袖往上卷，展示布满手臂的大大小小的淤青。我想把裤腿卷起来，但是裤子太紧了卷不上去，我就干脆拉下裤子的拉链，脱下裤子，给她看大腿内侧被香烟头烫伤留下的疤痕。有些是刚烫伤的，起了一个淡黄色的小水疱，边缘是粉色的；另一些时间较久的，已经结一层褐色的、硬硬的痂；还有一些分布在大腿根部、反复烫伤导致的皮肤凹陷，呈现脆弱的枯树皮一般的深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