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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我以为生活差不多安定下来。我们住在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镇上，是再普通不过的三口之家，不会有人对我们多瞧上一眼。我接受了其中不尽如人意的部分，我们实际上过着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不能见光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在厨房里做晚饭。5岁的晖晖乖巧地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比他的手臂还要长的芹菜摘去末端挂着水珠的叶子。关着门的卧室骤然传来一声雷鸣般的咆哮。我吓得扔掉了勺子，拉着晖晖的手匆忙地穿过客厅走到阳台，把他藏进一个大纸箱里，嘱咐他乖乖待在里面，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不要发出声音。

我锁上阳台的门，把两边的窗帘都拉回来一点，确定从室内看不见纸箱后才回到厨房，关掉煤气灶上的火。锅里的红烧肉已经烧焦了。我往锅里加了一点水，盖上锅盖，整理了一下心情，慢慢地向卧室走去。

我把卧室的门打开一条缝，第一眼看到的是地上摔得七零八落的空调遥控器的残骸，然后是他的身影，他拿着平板电脑，像一匹精力旺盛的马一样在房间里转着圈，脸上露出既兴奋又激动的神情，嘴里咕咕叨叨地不知在说些什么，还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桌子被掀翻了，桌上的东西散落一地。他斜着眼睛瞅了我一眼，瞪得老大的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芒。

他一边大笑一边举着双手高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刘高清，你终于死了，你早就该死了。

这天晚上他出去喝酒了，一整夜都没回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醉醺醺地回来，因为没带钥匙砰砰砰地敲着门，一进门倒头就睡，醒来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回杭州。他说，妈的，这几年过得太憋屈了，太不像话了，我要欠我的债都讨回来。

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他每次突发奇想、一拍脑袋决定要去做的事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杭州曾是他的禁忌，要是听到某个人提到杭州，他马上阴沉着脸走开，一整天心情都十分烦躁。有时电视上播放有关杭州的新闻时，他不管正在做什么，都会立刻停下手里的事，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直到新闻播放完毕。我以为他良心不安或者害怕受到惩罚，其实不是。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

我担心的是我们去杭州要怎么生活呢？在这里我起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精打细算地花钱才能勉强负担得起房租以及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可是他在外面欠了债，欠了多少我不敢过问，值得庆幸的是目前还处于打电话催债的阶段，没有人上门来讨债。

几天后的深夜，他从外面回来，一屁股坐在床边，粗鲁地掀开被子把我喊起来，无缘无故地问起我的母亲。

他问，你妈妈现在住在哪里？

我说，大概在养老院吧。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医院里，她精神恍惚，记忆错乱，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她以为我还在上初中。

他摸摸下巴意味深长地问，你想把她接出来吗？

我的心里立即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接出来，接到这里来？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