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跟他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能稍微透过气来，因为我不需要隐藏自己。

他摸摸下巴，无所谓地说，你自己决定。我马上说，我想跟你一起走。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看着我叹了口气，好像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难题。

他把我放回到刚才的公交车站，没说一句再见就离开了。我魂不守舍地走出一段距离才想起我是骑车过来的。可是停车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没有两辆电瓶车，也没有夹在它们中间、顾不上锁起来的自行车。它们好像凭空消失了。我绕着公交车站走了五六圈，盯着站牌看得眼睛都酸了，试图搞清楚自己的记忆有没有出错。一阵恐慌感向我袭来。

我茫然地坐在候车的长凳上，缓慢地接受了一个事实：自行车被偷走了。这辆自行车不属于我，是朱桂芬借给我用的。我要赔偿一笔钱，然而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朱桂芬会问我一大堆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我得解释为什么在工作时间偷跑出来，为什么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为什么把没上锁的自行车留在公交车站。也许她会大惊小怪地去报警。想到这些我崩溃大哭起来。

一个身穿深红色连衣裙、胸脯挺得高高的矮个子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她朝我露出温柔的笑容。她说，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哭呢？也不知道找人问问，白色的女式自行车是你的吧，你胆子也太大了，锁不都锁，不怕别人偷走嘛。

我用手背抹着止不住的眼泪，跟在女人身后走到一家离公交车站仅有二十米的小超市，在门旁边一台投币式的熊猫摇摆机后面看到我的自行车。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失而复得的自行车而变得轻松起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不止是爱情，还有陆子聪的死，我心中无法抹去的罪恶感，将我和他紧紧绑在一起。我没办法独自留下来承担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我觉得张开大口的深渊就在我的体内扩展；这深渊就是我的心！

我没有料到接下来我会面临更可怕的事，而这个结果是我一手造成的。我想这就好比两只脚陷入泥沼中，要是急于拔出一只脚，只会下陷得更快更深。

我急着弄到一笔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生活的钱。这是他愿意带我走的条件。他没有工作，无法承担我的生活费。我没有可以借钱的对象。卓以敏的工资比我高一点，但她花钱大手大脚，根本没有存钱的习惯，到了月底还得跟父母要钱。

正当我焦虑得茶饭不思的时候，他向我提出一个建议，找朱老头讨要精神损失费。他说，我们该让老流氓付出一点代价。我知道他是要让我去威胁老头，不给钱就公开他对我的骚扰。我不知道这么做行不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