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警察找到了陆子聪的车。从他住进来的第一天起，那辆车就一直停在同一个位置。一辆鸣笛的警车和一辆拖车大张旗鼓地开进来，周围很快围起一圈看热闹的人。我和卓以敏站在门口张望。见到这个情景的朱桂芬像一只受到挑衅而气得直跳脚的吉娃娃，理直气壮地跑过去跟警察争论，让他们别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死者是店里的客人的消息还是以极快的速度传开来，弄得大家人心惶惶。虽然警方没有强制要求民宿暂停营业，店里的生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流失了不少客人。已经住进来的客人到前台抗议，要求退房，搞得朱桂芬十分头疼。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却总是魂不守舍，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怎么样了。我遵守跟他的约定，拼命忍住联系他的冲动。那段时间我独自承受着足以压垮我的秘密，只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痛哭流涕。我以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情的一场严峻考验。

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问我明天能不能抽空过去一趟。该来的终于来了。我整晚无法入睡，第二天感冒了。我打电话问能不能改时间。对方问我是不是在民宿，可以过来。我说不用。我问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一两个小时，我说可以过去。去公安局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差点临阵退缩。最终我靠着爱情的力量克服了懦弱。

一个50来岁的男警接待了我。他的头发是灰白色的，像洒了一层糖霜，下巴上留着像麦茬一样又短又粗的胡须。他是来过民宿的警察之一。他看我年纪很小，问我有没有成年。我说我19岁了。他对我很和蔼，像邻家大叔一样跟我聊天。

他问我是不是会打扫民宿房间。我说主要由一个阿姨负责，她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叫我帮忙。他问我有没有打扫过三楼的303号房间，我说不记得了。他把笔记本电脑推到我面前，给我看了一段监控录像。陆子聪离开的第二天下午，我是第一个进入303号房间的人，一分钟后我出去了，然后又拿着清洁用具回来。

我说我想起来了，过了退房时间陆子聪还没有出现，卓以敏让我上去问问看。我先敲了门，没人回应，就用□□打开门，房间里没有客人的行李，房卡放在桌上，我猜测他已经走了，就开始打扫。

房间乱吗，他问。我说算是比较干净。他让我仔细回忆陆子聪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有的话我会留下来，客人可能会回来找。他接着问垃圾桶有没有特别的东西。我思考了一会儿说，好像有一个药瓶，白色的，在床底下发现的，因为是空的，我就没在意，扔进垃圾袋里了。他很兴奋，双眼冒光，问我记不记得药瓶上的标签。我说没留意。

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一个白色药瓶。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就是这样的。

陆陆续续有消息传出，说陆子聪是跳海自杀，人们对这件事的兴趣像潮水一样迅速消退。朱桂芬认为这对生意很重要，每天打电话去派出所打听。

事情似乎有了定论。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个不停，迫不及待地跑回房间给他打电话。我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尽情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