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到养老院的大门口，向值班的两个门卫描述了潘付芳的模样。他们见她神色焦急，以为是养老院的住户趁他们不注意跑了出去，也跟着紧张起来，听完她的解释以后才松了一口气，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她从门卫室里借来手电筒，绕着养老院走了一圈，就连路灯照不到的漆黑角落以及挂满雨滴的、茂密的树丛后面也仔细地搜查了一番。她毫无收获地回到门口，询问门卫门口摄像头的覆盖范围。他们很肯定地说她是在白费工夫，天黑以后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来。她仍旧赶往监控室，天空又飘起蒙蒙细雨，呼出的气在眼前升腾。潘付芳可能在门前的马路上徘徊过，不去确认一下，今晚恐怕会难以入眠。刚跑到监控室的屋檐下，手机响起来。潘付芳被找到了，正在送去医院的路上。电话那边十分嘈杂，乱糟糟的说话声中掺杂着尖锐的警笛声。对方匆匆说完就挂断电话，岑静来不及问潘付芳是不是受了伤。

两天后，当她还在犹豫是否要打电话问候一下的时候，反倒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知潘付芳过世的消息。这天上午，她好不容易劝服一个瘫痪卧床的老头同意洗头，刚准备好洗头的工具，一个陌生来电打断了她的工作。她无暇顾及，腾出一只手在衣服上抹了抹，伸进口袋把手机调成静音。等到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才发现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来自同一个号码。她回拨过去，对方自报家门，没想到竟是公安局的民警。

“潘付芳住在颐和养老院的时候，是你负责她的日常护理工作吧。”

“是的。她在这里住了6年，我是两年前开始照顾她的。发生了什么事？”

“噢，你还没听说啊。潘付芳过世了。我们询问过她的女儿梅蕙光，她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了我们。你有时间聊一聊吗？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

“我六点下班。”她说完以后觉得在养老院里见面会招来闲言碎语，急忙问道，“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她混混沌沌地熬到了下班。她是一个没办法掩饰自己的情绪的人，心里藏着的秘密完完全全写在了脸上，因而被好几个人说脸色难看，关切地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忍不住对关系亲近的贺雨桐透露了一点消息，走出养老院后又感到后悔，因为贺雨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似乎认为当中暗藏猫腻。

她走进一家播放着舒缓轻快的爵士乐的咖啡馆。一个戴着无框眼镜，模样斯文的女人走过来，领着她到座位上。她的同伴是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阔面厚唇，下半张脸满是胡茬，声音浑厚，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一听声音就知道他是跟她通话的人。他们在问话开始前向她出示了证件。女警的面前放着一本记事本和一支笔。虽然一整个下午她都在做心理准备，可一坐下来就心跳加快，不敢跟面前的两个人对视。她从来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不知道自己的表现会不会被视为心虚。

女警露出鼓励的笑容说：“不用太紧张，我们只想简单问几个问题，了解一下潘付芳在养老院的情况。”

“她怎么会去世呢？我以为只是受了一点小伤。”她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是梅蕙光这么告诉你的吗？”男警问。

“哦，她没说，是我这么以为的。”

“梅蕙光出门后，潘付芳砸坏了门锁，独自出门，掉进一个积满水的河沟里，被救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只有她们母女俩住在一起吗？”

“对，她丈夫很早就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