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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支援前线，上级号召广泛开展募捐活动，高密西乡的农民踊跃捐献粮食、衣物，并通过识字班、宣传队等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衣象山也响应号召，将收的棉花全部半捐半卖地交给了区里，余外还捐了5升高粱。整个冬天，衣象河带领村委的人提出“增产一斤粮，就是支援前线一颗子弹”的口号，组织各互助组挖沟修渠、深耕细作，争取明年的好收成。

衣芳也进了宣传队，工作之余就和村里的妇女一起做军鞋。由于家里人少屋多，每到夜晚，衣家西厢房就成了妇女们做工的地方。小小的煤油灯下，七八个妇女围成一圈坐在炕上，一边手拽着麻线在粗粝的鞋底上穿梭，发出“嗤嗤”的声响，一边东家长西家短，谈论着村里的奇闻轶事。

"听说前街张老四家捐了三升小米？" 说话的是三十来岁的刘桂兰，她正在用针锥扎着鞋底，眼角的细纹因用力微微收紧，"他婆娘上个月还跟我诉苦呢，说明年春天恐怕还得出去讨饭。"

"快别嚼舌根了。" 五十岁的李来福老婆用顶针敲了敲鞋底，她鬓角插着半支木簪，纳鞋底的动作带着常年做活的利落，"没看见会长把红纸表扬榜都贴到槐树底下了？互相比着呢，谁愿意落在后头。"

她刚住口，边上的二蛋娘忽然放软声音，转向斜对角的年轻媳妇李秀兰，"秀兰，你公公昨儿是不是又去集上卖苇席了？"

李秀兰的脸腾地红了，手里的针锥差点划破手指。她男人开春刚参军，家里5亩薄田打的粮食还不够糊口，农闲时候就靠公公编席子贴补家用。"大婶您问这……前日里村委传下话，说捐钱捐粮能买飞机，可俺家缸里的玉米碴子统共就剩半斗了，哪有粮食捐……"

"嗨，也是。" 李二婶拿针在头上擦了擦，"上面不是说了吗？有钱的捐钱，有粮的捐粮，没钱没粮的捐物也行，咱妇道人家不会使枪弄炮，多纳几双鞋总是使得上的，也是为打仗出了力呢。"

炕梢的王二妮突然凑近，压低声音："我可听说了，县里的工作组这两天要下来查捐钱捐粮数目。前街刘瞎子他闺女，昨儿在井台边哭哭啼啼的，说她爹想着把她陪嫁的榆木箱卖了换钱捐出去。"

众人就“啧啧”唏嘘。衣芳把纳好的鞋底送到李二婶跟前，说："二妈你看看，这回纳得怎样？"她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天跟着妇女们学做鞋，手指已被麻绳勒出红痕。

李二婶接过鞋底，凑近煤油灯看了看，又用手前后摸了摸，说：“比上一回那双好多了，针脚密实了，就是还不大直溜。”二蛋娘凑上去看了看，说：“小芳学东西算快的，要不是娘走得早，这些活早就该学了。”大家就纷纷叹气起来，衣芳的眼睛也微微泛红了。

支援前线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村里的青年后生们，一个个热血沸腾，都希望自己胸前挂上大红花。李来福的二儿子铁柱第一个报了名，二蛋看着眼红，也想去，就回家找他爹商议，说：“你看铁柱，多精神！俺去了，也给家里省下个人的口粮。”

他爹的声音有些发颤，“铁柱去了，家里还有个哥哥。你要是去了，家里还有谁？有活让你妹妹去扛大梁？”

“不是还有互助组吗？有活噶伙着干就是！”二蛋拧着脖子说。

“你个混小子，噶伙着干也要家家差不多。你看不出来吗？李来福家三个男劳力，现在铁柱走了，也还有两个。你老赵叔家，顶一个半劳力，但人家有头牛。你象山哥，劳力是少，所以才又买了头骡子。咱家除了劳力还有什么？你要是走了，剩我一个劳力，你觉得还能噶伙长吗？”

二蛋不再言语了。来到街上，正无精打采地走着，碰见李来福。“二蛋，听说你也想报名参军，报了吗？”来福问道。

二蛋低着头，小声说：“俺爹不让。”

李来福笑了笑，拍着二蛋的肩膀说：“不去也好，打仗也不差咱这一个。你要是去了，咱组里干活又少了一个劳力不是？你这么能干，以后大活小活还都指望着你呢。”

二蛋被李来福夸奖了几句，心里倒也觉得舒服了些，不再那么羡慕参军了。

时间进入农历的冬至月，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农活，有些有点一技之长的就做起了小买卖。有编铺炕用的席子卖的，有磨豆子做豆腐卖的，也有的到别处买了东西来再贩卖的。地里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刚够糊口，有些甚至糊口也不够，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余外挣点钱维持家用。

今年的会议也格外多，隔个十天半月就召集起来开会，或者传达上级精神，或者安排什么任务，大多数是村委干部讲，有时区干部也来村里讲。最近两次开会，区干部都来了，主要是讲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地主、□□分子又开始捣乱，和跑到台湾的□□要反攻大陆相互勾结。这一点乡亲们倒是有些相信，因为在田地里经常捡到一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单，虽然大部分字都不认识，但经人解释也知道是台湾要反攻大陆的宣传，有人说是台湾用飞机撒下来的，还有人说是挂在气球上从台湾飘过来的。再有就是土改两三年了，农村又出现了买卖土地现象，一些缺少资金、劳力、牲畜的农户，特别是一些鳏寡孤独、家人生病、发生意外等变故的农户，不得不把土改分得的土地又卖了，而买地的农户手里土地越来越多，就渐渐成为新富农或者富裕中农，这些都引起了上级的不满，听说要打击镇压。

这天下午，衣象山和衣芳正在家里剥那些还没来得及开放就采摘回家的棉花桃子，衣象河领着新来的区长走了进来。新来的区长姓刘，个子不高，说话声音很大。先拉了会家常，问了问生活状况，又说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时期衣象山干乡长的一些事，最后问到1947年冬全家跑到青岛的前因后果，以及在青岛的一些生活情况。衣象山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并且是据实回答。因为他心里虽然也觉得害怕，但知道自己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更没勾结土匪汉奸和国民党反对新政权，所以心里还是坦然的。刘区长中间也不断地安慰，说是没什么大事，只不过了解一下，也是根据上级的要求做的。不过，刘区长临走时的一句话却让衣象山心里“咯噔”一下，说是有群众反映你在青岛时和国民党军队曾经有过联系，既然没有，那就算了。

送走了他们二人，衣象山心里有些忐忑，翻来覆去想着区长那句话的分量。“有群众反映在青岛和国民党军队有联系”，谁反映的呢？他怎么知道我们在青岛的事情？和军队有联系是什么意思？仅有的到军营那次，前后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是花了几块大洋买了几瓶药，只见了孙贵一个人，还有好像是和一个卫兵模样的人也说过几句话，这也犯法吗？当时也没说过反对共产党的话呀！虽然当时去青岛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心里害怕土改，害怕斗争，可那天在军营里哪顾得上说这些啊，光顾着买药给衣林治病了，记得孙贵当时也没问过这些土改的事，怎么就成了“和国民党军队有联系”呢？

衣象山本来就胆小，从此整天思来想去，提心吊胆。

这天早上，衣象山正在家吃饭，外面街上响起了“镗——镗——”的铜锣声，紧跟着一个男人在吆喝“吃完饭后在区公所开大会，一家一人，不能不去！”衣象山听出这是村委李二柱的声音，他三口两口地吃完手里的煮地瓜，见衣林正两手捧着碗，“吸溜——吸溜——”地喝着棒子粘粥，问道：“林，还吃地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