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来到村口，路边的那棵老槐树依旧挺着秃枝，在寒风中默然矗立，枝桠上的破铜钟不时地被风拽响，就像久病卧床的老人时断时续发出的呻吟声。土墙上去年用石灰刷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做主人”依然清晰可见。司仪喊了声“孝子摔盆——”，文才富将瓦盆递给衣林，衣林的一双小手已经冻得通红，哪还有力气端住。衣象山接过来，和衣林一起，将瓦盆高高举起，用力往地下摔去。按照风俗的说法，孝盆摔得越碎越好，所以前面早有人在路中间放了块石头，可由于衣林实在太矮，即便陶盆举过了头顶，陶盆也只是破裂成了四五块，围观的人群中又有人摇头叹息。

队伍刚出村庄，忽然刮起了西北风，撒向空中的纸钱被风吹得漫天飞舞，就像无数只黄色的蝴蝶。衣芳盯着娘的棺椁，在飞舞的“蝴蝶”中间颠簸前行，突然想起昨夜守灵，昏黄的烛光把爹的影子投在墙上，就像一片被风撕扯的破帆，在青岛沿海里颠簸摇晃着。

日头还有一竿子高时，队伍终于停在了祖坟前。昏黄的阳光斜照着枯草丛，新挖的坟坑边缘，冻土块泛着黑黄色。四个轿夫用手拽着麻绳，将那口薄棺缓缓沉入坑底，当第一锨土落在棺材上时，衣芳、文二姨跪在坑边，又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文才富和文才贵也满含热泪，用双手往坑底撒着土块，以这种方式与姐姐做最后的永别。

就在这时，远处村庄里隐隐传来欢快的锣鼓声，晚上区里要召开年终总结大会，各村的戏曲班子正在准备汇演。送葬的人们开始骚动，有些三三两两地就悄声离去，最后坟前就只剩下几个至亲。那堆纸马的灰烬还在冒着丝丝青烟，在夕阳里打着旋儿，新拢的坟包孤零零地立着，新鲜的黑土与周边荒草显得格格不入。衣芳望着那缕即将散尽的青烟，知道从此以后，娘就真的住在这堆黄土下面了。

转眼就到了年三十。往年过年，里里外外有文氏张罗着，虽然干不了重活，但可以指使着衣芳干，提醒着象山干，倒没觉得怎样。可今年文氏不在了，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需要象山操劳，着实让衣象山有些力不从心。好在衣芳从小懂事，能够知道哪些活该干、哪些活该怎么干，虽也有忘记或想不到的地方，但已经算是帮了象山很大的忙了。所以虽然两人连续几天忙得有些焦头烂额，到了年除日晚上，也还算是平安顺利地吃了年夜饭——正应了那句俗语：再穷也要吃饺子，再难也要放鞭炮。唯一的缺憾就是，原本四口之家，现在成了三人，悲哀难过的气氛始终笼罩在头顶，挥之不去。有时候衣林冷不丁还要哭着找娘，象山和衣芳只能强压住悲痛，尽量宽慰哄抚着衣林。

吃年夜饭前，衣象河领着树仁、树义来了。当地风俗，年除日晚上，五服之内的本家，男人们都要相互串门走访，名为“走年”。象河看着与往年相比冷清许多的衣象山家，心里也不是滋味，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象山啦着呱。大部分时间两人都沉默着，只是看着衣林和树义在炕前和堂屋之间来回跑着玩耍。

“开春接着就要种地了，你怎么打算的？”衣象河把烟袋锅在炕沿墙上“啪啪”磕着，“今年春天根据上级的要求，咱们村也成立了互助组，除了那几户牲口和工具全活的，其他都是三五户噶伙（合伙）成一个组。”

“还没打算呢，刚回来，芳她娘就走了，心里乱糟糟的，”衣象山低着头自顾自地说，“都噶伙好了，恐怕我也不好往里掺和了吧？”

“谁和谁噶伙，都是自愿的，主要是冲着劳力、牲口、种地的家把什（农具）互通有无，现在再加入，确实有些难。你家现在这情况，要劳力没劳力，要牲口没牲口……”

衣象河还没说完，外面堂屋里突然传来衣林的哭喊声“不给你，不给你，我不！”在炕前坐着的树仁赶紧出来，只见树义一只手拽着衣林的棉袄口袋，另一只手已经伸进去一半，衣林两只手紧紧地捂住口袋，半弯着腰，边哭喊边往后退。两人年纪虽然差一岁，论生日树义仅比衣林早半年，可长得要比衣林高半头，身子骨也比衣林壮实多了。

“咋了？树义。”树仁上前分开两人，树义涨红着脸不说话，还是一副不甘罢休的样子。

树仁又看着衣林，“怎么了？”

“他……他要夺我的糖。”衣林低着头说，声音小的像蚊蝇哼哼。

“我用两个鞭换他一块糖，他还不换。”树义恨恨地说，眼睛仍然盯着衣林的口袋。

“芳，”衣象山在里屋喊，“再找找，带回来的还有没有糖了，给树义拿块。”

正在西里间炕上包饺子的衣芳答应着，在一个木箱里翻找了一会儿，拿着两块用花花绿绿锡纸包裹的糖块，递给了树义，说：“这还是从青岛捎回来的，就剩这两块了。”

树义接过糖块，得意地举着说：“比你那块还好吃！”

衣林眼巴巴地看着衣芳，刚要开口，衣芳说：“一块也没有了，就剩下这两块。”

衣林又把还没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低着头，到一边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