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三，霜降后第七日。

天未亮，我已在窗前站了许久。院中草木覆着一层薄白，屋檐下挂着细长的冰凌，在晨光中泛着冷冷的光。

今日是商税司挂牌的日子，也是郑栾口口声声要“为民请命”的日子。昨夜暗线来报，他已联络了十七家小丝行、二十余家零散作坊，准备在挂牌仪式上当众“请愿”。

“请愿”二字好听，说白了，就是闹事。

杨显风昨夜去城外调货，此刻还未归。周掌柜带人在钱庄值守，柳明轩、沈青舟在丝行那边安抚人心。

今日这场仗，我得一个人打。

“备车。”我放下帕子，“去商税司。”

辰时三刻，商税司门口已是人头攒动。

这处衙门原是杭州税关的一处废置院落，半月前整修一新。朱漆大门敞开，门楣上“商税司”三个金字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门前石阶下，黑压压站了近百人。丝行掌柜、作坊主、账房、工匠…各色面孔，神色各异。我一眼便看见了人群中的郑栾——他仍穿着那身半旧青衫，站在一群小作坊主中间，正低声说着什么。

见我下车，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我拾级而上，在石阶最高处站定。

“诸位，”我开口，声音清朗，“今日商税司挂牌，本是大喜的日子。我站在这里，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孔——有沈家丝行的沈掌柜、有陈家丝坊的陈坊主、有云锦坊的柳公子…”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后方的郑栾：“也看见一些刚来杭州不过三五日的‘新朋友’。这位新朋友，想必已经跟诸位说了很多——说商税要收穷人的钱，说新制要挤垮小作坊，说朝廷要逼得江南丝业只剩几家大户…”

人群骚动起来。几个小作坊主面面相觑，有人低下头，有人攥紧拳头。

“这些话，我听过。”我继续说，“不只听过，我自己也想过、算过、问过——商税累进，对小丝行是不是太狠？新标准要求高，对没钱换新机的作坊是不是不公？”

我停顿，让这句话沉下去。

“所以，这一个月，杨氏钱庄借出白银三万七千两，给三十二家小丝行低息贷款，供他们换新机、改工艺。”

我从袖中取出一卷账册，高高举起：“这是账册，白纸黑字，谁借了银子、借了多少、利钱几何——清清楚楚。”

人群安静了。有人的眼神开始变化。

“所以，这半个月，工匠传习所开课，十七位老师傅收了四十二个学徒，分文不取——管吃管住，还发月俸。”

我看向人群中的老工匠们。赵三站在最前面，腰间还别着那把用了二十年的锉刀。

“所以，十天前，女子学堂第一批织出十二匹达标绸，按市价加两成收走。织绸的姑娘，每人挣了五两银子——够她们一家嚼用三个月。”

人群后方，林秀儿不知何时来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裙，却站得笔直。

“这些，”我环视众人，“哪一样是在挤兑小作坊？哪一样是在逼穷人无路可走？”

沉默。

忽然，人群后方传来一个声音：“那商税呢？税总要交的吧？”

说话的是个瘦削的中年人，穿着半旧短褐，两鬓斑白。他旁边站着郑栾，正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认出他——姓陈，城西一家织布作坊的掌柜，三张织机，养活一家五口。

“陈掌柜。”我走下两级台阶，离他更近些，“你家作坊一年进项多少？”

他愣了愣，咬牙道：“满打满算，七八十两。”

“除去丝料、工钱、杂费，纯利呢？”

“二三十两吧。”他低下头，“遇上淡季，也就十几两。”

我点头：“按新税制，年纯利二十两以下，免税。三十两以下，征一分五。五十两以下，征三分。陈掌柜，你算算，你该交多少？”

他愣住，抬头看我。

“我给你算。”我取出一张纸，当场念给他听，“若你年纯利二十两，分文不交。二十五两，交三百七十五文——不够你一家一顿饭钱。三十两，交四百五十文——够买三斗米。”

我把纸递给他：“你自己算。”

他接过，手指颤抖着看了许久，忽然抬头，眼圈泛红：“这…这是真的？”

“商税章程就在这里，白纸黑字，谁都能看。”我转身，指着门内新张贴的告示，“诸位今日来得正好，不妨亲眼看看——哪一条是要逼死小作坊的？”

人群开始向前涌动。不是闹事，是挤着去看告示。

郑栾脸色微变，正要开口，忽然人群后传来一阵喧哗。

“让让！让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