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各地军阀大多不通经济，又不认常系发行的法币（当然也与废纸差不多），自己货币乱发，纸币上的金额跟天地银行似的，贬值得飞快，吃一碗面结账三千五百万，堪称史诗级别的通货膨胀，搞得民不聊生。民间不认这些乱七八糟的纸币，便只用金银，或干脆以物易物，各区金融体系早已崩溃。

枕河毕竟学的是商，深知金融的厉害之处，便向组织输送了一批基本的金融学经济学书籍与印钞机，又请伍豪联系了她熟知的搞经济工作的大佬杨民之（杨引之的弟弟）、廖陈等人，以前期赚取的金银为信用基础，建立根据地银行，发行了“红币”。

当时防伪技术不佳，什么条码油墨水印实在难以保真。好在枕河修过相关历史（她难得进入一个堪称熟悉的副本，又专门研究过期初我dang的经济工作，往伍豪那里直接薅来了著作本作的几位大佬），在印钞纸中加入羊毛，放火上烤一下便有焦煳味，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那是绝难想到的。她还建议根据地银行向农民和小商人发放低息甚至无息贷款，让他们购买农具牛羊货品，几位大佬又办起养猪场养鸡场棉纺厂等，以红币购销，用商品支撑物价，逐步将红币在各根据地内普及开了。在晋地领红币的工资，到了闽西一带的根据地照样能用，大大促进了贸易的流通，革命军占领区的经济搞得欣欣向荣。

随后更进一步，革命军秘密发展了数条由根据地进北平的商道——所谓资本家会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践踏世间的一切，自然有人会为了稳定的商品渠道和利润大开后门。而后，北平开始“不禁止”民间接受红币结算，更为红币兑换银元设置了“网点”，很快革命军势力飞速发展，人员迎来第一次大爆发——因为根据地经济稳定，能保证部队的粮食，这是其他军阀都难以做到的（要不然也不会去刮百姓）。而三餐有继，许多贫苦人家便愿意参军，参军后接受信仰教育，又拉动老乡参军，形成了良性循环。

枕河在恭迎祖师爷廖陈到来之后，虽慑于安全防备，为廖陈做了身份的伪装，但由其统领北平经济工作，却是向苏梦枕直接请示过的——苏梦枕微微诧异，在他眼中，枕河属实在搞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本人是十分赞同的，认为手段比杨无邪还要丰富，办法路子更是层出不穷，虽然她自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依然是苏梦枕极为倚重的钱袋子。她这次直接让贤，并表示她把“搞经济的祖师爷”请来了，苏梦枕便也想见识见识。

这位廖陈个子不高，面容清瘦斯文，讲一口苏糯的吴语，彼时他还极为年轻，在革命军中职务不高，也不显山露水，更还未做过经济工作，但枕河开口向伍豪“请求廖陈支援”，还附上了本人简历，务求伍豪又快又准地给她找来本尊。伍豪以为枕河与廖陈是熟识，谁料找到廖陈后一谈话，二人是一点交集都不曾有过（同杨民之，但杨民之是杨引之的弟弟，名气更大些，当时也确实在根据地搞经济，伍豪觉得枕河点名要杨民之并没有那么违和）。就连廖陈本人也是一头雾水。但他发扬了一贯的服从安排的优良作风，欣然领命，来到了北平。

随着红币印发与在北平的流通，不可能不引起资本集团和买办的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苏梦枕在北平等势力范围并没有一步到位禁止买办等势力，而京城最大几家资本集团的背景，除外国势力外，便是常凯申夫人桂茹可的娘家桂家以及常凯申的嫡系陈家。这两家是出了名的认钱不认人，但因政/治资本牢牢绑定了常系，便始终选择与常系共进退。

桂家和陈家起初对红币嗤之以鼻，称其为“匪票”，可当北平百姓提着米袋排队兑换、市面交易悄然转向红币结算时，他们坐不住了。暗中操纵银元价格、散布红币无锚谣言、收买商贩拒收——手段频出。枕河精神抖擞，心中大喝一声“来得好”，转头看向廖陈——却见祖师爷拿着一个小笔记本笔走龙蛇，写完后对公开身份是孟四少秘书的“白鹤同志”道：“当前银元价格走高，影响了红币的信用，主要是民众生怕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金，我建议在‘网点’展示一下我们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可能需要请组织拨一笔资金……”枕河喜滋滋地道：“不用不用，银元金条都备下啦，我还把曹金的私房都拿来了，还有一个黄金造的故宫模型够不够？”廖陈微微一怔，道：“有多少？”枕河道：“两百万的银元，一百公斤金条。”廖陈挠了挠头，心里实在不解——怎么这人好像是有备而来似的，不仅东西极为充分，连细节都考虑周全，那如此一来又何必找我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