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豪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曾以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笔触写了一些他曾经历过的大事小情，其中以涉及特科的部分最为神秘、紧张、引人入胜和不可思议，其中有部分描写，让人甚至以为这位“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大佬在开玩笑——又因为喜爱他、尊重他的人实在太多，神通广大的考古粉们发现，这位大佬早年确实笔耕不辍，写过极为精彩的武侠小说，然后形成了一个个巨坑——坑的原因也极其简单，大佬投身革命，实在无暇再写。于是大多观点认为，伍豪回忆特科工作的时候，也许夹杂了他早年武侠创作的影子，将真实行动与文学想象织成一体，可算作变相的填坑之作。

而他的笔下，对堪称传奇的东北军首领孟和也颇多着墨，是不少史学爱好者研究这位传奇又神秘的孟四少的第一手资料——因为不知为何，这位四少从未在任何公开或秘密档案中留下真实影像，亦无确切指纹与笔迹留存。在革命胜利后也并未有任何职位，更不曾听说他牺牲或是叛变的消息。他的存在仿佛一道游移的影子，只在绝密电文的边角、特科成员的零星口述、孟轩不着四六的自传及伍豪那本半虚半实的回忆录中偶尔闪现，随即白驹过隙，仿佛这世上并不曾有这样一号人物。甚至有人认为，孟四少的经历过往，与伍豪笔下另一神秘角色“白鹤”有颇多重叠之处，是否二人应为同一人，而胜利后便甘愿隐退，如许多战争英雄一样寂寂无名地回到家乡，只在午夜梦回忆起曾经的铁马金戈？

猜测归猜测，但至少从伍豪的记述来看，他是很喜爱这位“投身革命的新同志”的，他甚至卓有兴趣地回忆起早先见面时的景象——他说，介绍孟和来根据地的那位同志，曾给他打过边鼓，说这位孟四少为人“颇为冷傲”，话少而锋利，但“心地是好的”，让他多包涵。但见了人，伍豪却觉得孟和并不难相处，就连根据地简陋至极的环境，这位养尊处优的少爷也未显出丝毫不适，并无一句挑挑拣拣、使人难堪，他把自己带的许多好东西都分给了大家，还很喜欢跟杨引之谈历史——“经常一说就忘了吃饭。”

然而话锋一转，伍豪便写道：“我真正认识到孟和同志的‘冷与傲’时，大冬天的，脑子旁好像有人在拼命地吹冷风——而直面这‘冷傲’的李古同志，则好像被冻僵了，平时能抛出各种主义的人，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写道：“后来李古与我说，这是他年轻时经历过的最难受的时刻。但同时李古又很庆幸，如果不是孟和同志当时反对了他的路线，从后来的经验看，大概率他会带着队伍走上歧途，如此一来，他便是万死难辞其咎的了，因此他对孟和同志是感激的。”

对为何孟和能成功反对李古提出的“反攻城市”的原因，伍豪没有过多的着墨，而是简单地以“孟和带来了苏区的指示，要求晋地革命军应优先向东北发展”一笔带过。但以历史爱好者的脑洞，纷纷指出——孟四少彼时应该并未掌权东北，实际与苏区联络的应该是彼时的东北军大少孟轩才对。

苏梦枕并不在意后世如何评价他。他只是通过谢福华，切切实实地要求与苏区在中原的代表单线联系，并主动提出与苏区加强东北的合作，他愿意出钱购买苏军的装备，并诚邀革命军赴东北创业。苏梦枕敏锐地意识到，彼时革命军的胜利样板来源于苏区，革命军从机构上属于苏区革命军的中国分支，其组织架构与战略方向皆受苏区指导（虽然不一定对）。而苏区与东北接壤，苏区对东北的形势属于想关注、但心有余力不足的状态——其仍有广大的地域未完成解放，实在管不到东北这里。

他在来根据地前，已从田如霜口中得知苏区是一直派驻参谋的，而李古之所以在没有太多的战斗经验的情况下能年纪轻轻身居一把手的位置，依靠的便是莫斯科的支持。而所谓“莫斯科的支持”，在苏梦枕看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借其势，亦能受其制，何况，苏梦枕并不认为莫斯科对李古的情怀能大到盖过在东北的利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苏梦枕是不介意多一个谈判筹码、更不介意多一条通路，正如棋局未开时，多握一枚暗子。

于是在确认“莫斯科的支持”可以转向自己的时候，苏梦枕拿着苏区最高指示的电报，干净利落地向李古掀了桌子。他并没有用更高深的武功去影响李古的心理判断——而是用最直白的权力逻辑击溃了对方的心理防线。既然李古的权利来源于莫斯科，那当莫斯科要收回这份权利时，你也必须接受，这很公平——在苏梦枕看来，至少这样比引咎辞职来得体面多了。

杨引之确实没想到苏梦枕来这么一招——他跟苏区打交道不多，也确实不是苏区看好的人选，他能说得上话完全靠自己牛批。而伍豪则没有想到，这位孟家的少爷一上来就有胆量拿出东北以表诚意——他写道：“即使是最狂妄的赌徒，也不会如此孤注一掷地将家底摆在桌上。”而伍豪不知道的是，他以为的苏梦枕拿出家底的阵仗已经过孟轩的首肯，代表东北军的意志——但事实上，苏梦枕自己还未控制东北，便是北平，也还只是堪堪控制得住，离真正掌权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实打实的是在白嫖毛子。